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徐悲鸿和同行的蒋碧微囊中羞涩。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儿，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蒋碧微后来说：“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有的幸福和欢乐。”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就是一个慷慨相助的好心人。作为一个外交官，赵颂南非常敬业，也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是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赵颂南拄着拐棍，坚持爬上徐悲鸿住的楼顶看画。这个衣食简陋却发奋努力的留学生，让赵颂南大为感动。徐悲鸿手头最紧的时候，赵颂南送他500法郎，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同样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具体做什么，赵颂南也不清楚。法国当局通令驱逐周恩来，找到中国领事馆。赵颂南买了船票，送周恩来上轮船，要他去另一个国家。过些日子，周恩来又悄然回来，赵颂南佯装不知。 　　赵颂南在法国安度晚年时，总是以骄傲的心情，和后辈谈起周恩来与徐悲鸿这两个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他们特别英俊，特别有出息。事实证明，赵颂南有眼力，这两个人或从政，或从艺，在中国当代都有重要地位。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那天，黄孟圭到领事馆拜访赵颂南总领事。非常凑巧的是，徐悲鸿也来到领事馆，蒋碧微催促他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赵颂南的引荐，使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这位徐悲鸿后来尊称为大哥的南洋华人，此时出现如及时雨，给徐悲鸿带来了转机。 　　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当时徐悲鸿家安在巴黎一栋楼房的顶层，其实是第七层阁楼，房屋面积较大，可以用作画室，租金也相对便宜。黄孟圭曾患关节炎，痊愈后留有腿疾，一步一拐登上七层。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 　　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黄姓族人、上海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每月寄20英镑，供其留学所用。黄孟圭将这笔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眼见徐悲鸿的留学官费没恢复，连回国路费都不够，黄孟圭写信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请他帮忙。 　　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个爱好交友、仗义疏财的热心肠。他很快复信大哥黄孟圭，愿意接待徐悲鸿，也愿意介绍他给南洋侨领画像。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碧微留在巴黎，徐悲鸿只身前往，等筹到一笔经费，再一同回国。黄孟圭写了一信，嘱二弟善待徐君，让徐悲鸿当面交给黄曼士。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共同生活后第一次分别。 　　一九二六年的新春前夜，八年来第一个蒋碧微不在身边的除夕之夜，徐悲鸿在黄曼士宴请他的餐桌旁沉默无语，情绪低沉。黄曼士担心地问他，是作画太累了，还是身体不适。徐悲鸿突然掩面大哭，黄曼士非常惊愕，问徐悲鸿有什么心事。 　　徐悲鸿如实相告，他失态的缘由，是想起了远在法国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他实在没心思吃年夜饭。 　　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感动，问他需用多少钱。徐悲鸿说，至少500法郎。黄曼士当即拉着徐悲鸿，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800法郎。徐悲鸿感动地说，我不知道将如何报答你。当晚他举杯畅饮，大醉，至次天傍晚才醒。 　　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的几个月，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数千元。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当徐悲鸿在年夜饭桌上泪落之时，蒋碧微在巴黎自有乐趣。蒋碧微回忆录中坦白：“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留巴黎。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会寂寞无聊，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愉快轻松。朋友们照顾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 　　张道藩是徐悲鸿蒋碧微在法国留学的共同朋友。当时留法的几位年轻人成立了“天狗会”，会员以兄弟相称，推选谢寿康当老大，徐悲鸿排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为老四，还有“军师”、“行走”若干。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被尊为“压寨夫人”。徐悲鸿不在身边，蒋碧微却不乏鲜花美酒、赞美阿谀。其中最殷勤的，是贵州富家子弟张道藩。他们以“二嫂”与“三弟”相称，张道藩身边不乏女人，但对蒋碧微体贴入微。蒋碧微毕竟是有夫之友，在谢寿康撮合下，张道藩与法国姑娘素珊订了婚。 　　徐悲鸿筹款后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探亲访友并举办画展。这是徐悲鸿第一次个人画展。三十一岁的徐悲鸿在欧洲画的四十多幅油画，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请来视为恩师的蔡元培和康有为，康有为题词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许多人以前没听过徐悲鸿的名字，短短几天之间，这个名字就红遍了上海滩。 　　一夜，徐悲鸿梦中惊醒，思念留在巴黎的蒋碧微，赋诗曰《梦中忆内》：衫叠盈商阁，椽侵万卷书，梦中惊祚异，凄绝客身孤。不解憎还爱，忘形七载来，知卿方入夜，对影低徘徊。他随后乘船赶回巴黎。理应小别胜新婚，然而两人相见，却爆发一场争吵。原来，蒋碧微问起在星洲筹款所有，徐悲鸿告诉她非常可观，但他购买金石字画，交给蒋碧微的数目有限，蒋碧微大为不满。 　　其实，无论是艺术家的潇洒，还是艺术家夫人的现实，他们各有各的理。徐悲鸿把艺术放在生活之上，这是他挚爱艺术的天性流露。而蒋碧微牵挂的是维持生计，她的担忧也并非无事生非。苦撑十个月，他们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欧洲打工挣钱不可能，徐悲鸿只得再赴新加坡，筹到费用再寄给蒋碧微，以作回国旅费。与蒋碧微的担忧不同，痴迷在艺术世界的徐悲鸿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也许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区别吧。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巴黎的徐悲鸿与蒋碧微同赴瑞士和意大利，游览欧洲诞生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圣地。在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徐悲鸿欣赏着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传世之作，心中升腾着一种使命感。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留学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 　　在徐悲鸿传世之作中，这幅《箫声》意味深长。徐悲鸿画的吹箫女子，以蒋碧微为模特儿，但又不拘泥于写生，而是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氛围。徐悲鸿曾经自信地对学生说，很多的人画油画，技术不过关，作品跟世界级大师的油画摆在一起，经不起比较。而《箫声》这张画可以跟伦勃朗的画摆在一起，还站得住。 　　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因为在这张画之中，我们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