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