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初兴，统帅、裨将都是书生，若无行伍出身的塔齐布筚路蓝缕，奋勇当先，日後“书生带兵”的佳话能否兑现，实未易知。塔齐布统军，有个特点：“临阵，好匹马冲锋，尤好单骑薄贼垒觇虚实”。每出阵，塔齐布背负火枪一杆，腰悬佩刀二把，左手持套马竿，右手挥长矛，纵马疾进，“不令士卒出己前”。战前，须侦察敌情、地势，塔齐布便衣独骑，或登山，或渡水，务求取得翔尽的第一手资料，以为作战参考。待被敌军察觉，他已一骑绝尘，追之莫急，“贼中惊以为神”。这种超近距侦察方式非常危险——今日各国大力发展无人侦察飞行器，亦即此理——而塔齐布从未失手，不由得後人慨叹：“濒危得免，有天幸”焉。塔齐布殁後，曾国藩因属下情报工作不得力，亦屡屡感叹：塔齐布此种才能绝无仅有，当代一人而已。自咸丰三年至五年，正以塔齐布的亲身表率、大力护持，自曾国藩而下的读书人、农家子才能有效整合、不断成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人以战胜攻克为目的——至于以“吊民伐罪”、“自由解放”或其他名义发动战争，其孰是孰非，自由政治家负责，非军人所思虑矣——杀人只是手段，故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不杀人，善莫大焉）；纯乎以杀为乐、嗜血成性者，那是屠夫，不配称为军人。咸丰四年八月，湘军猛攻武昌，太平军禁不住湘军围攻，弃城而逃；塔齐布伏兵东北门外，予以迎头猛击。突围之师被困于“沙湖塘角间”，无处可逃，“争赴水，填尸幾满”。太平军编制中，有称“童子军”者——由十馀岁少年组成，陈玉成即出身于此——此时，便有数百童子军“幼孩”争先恐後赴水逃命，淹毙甚众。塔齐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惨状，号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终捞上二百多名。太平军馀众见“辫妖”亦非丧尽天良，犹有恻隐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齐布再度传令拯救，又捞上七百多人。 　　塔齐布的辞典中，自无“人文关怀”一类词语，对翻云覆雨、今是昨非的“民族英雄”之定义亦当不甚了了。他怀抱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只知道“忠心报国”（他的左臂刻此四字）之馀，儿童少年多属无辜，即使敌人也不应滥杀（且可施救）。此种情怀，或可称为“慈悲”；太平军中亦有一位名将，与塔齐布同此慈悲，斯人即忠王李秀成。 　　咸丰十年春，李秀成率军击溃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为死不挪窝的洪秀全第六次解除了“京围”。江南大营统帅张国樑，“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此役战死于乱军之中，尸骨都无觅处；亏了李秀成，在丹阳南门护城河里找到他的尸体，以礼葬之，一代名将才入土为安。李秀成回忆此事，说：“两囯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是恤英雄之心”。 　　嗣後，李秀成攻克苏州和常州。入城後，“苏民蛮恶，不服抚恤”，镇日在城内搞“恐怖行动”。部将怕局面失控，建议屠城，秀成不许，毅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安抚居民。他亲率数只小艇，深入乡镇，苦口婆心劝民众放弃无谓的抵抗。乡民却手执器械，将他围住，“随往文武人人失色”，秀成已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故不许下属动手，只是继续劝解。终于以诚动人，“各方息手，将器械收”。用这个办法，七天之内，“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以故，苏、常虽被战火，百姓却免遭荼毒。 　　其後，秀成挥师围杭州。总攻之前，他便开展思想工作：不分军民，不论满汉，“肯降者即可”不杀。前此，太平军于克城後，对“满妖”甚为仇恨，杀戮甚于汉人；这次，为了“和平解放”，秀成特向洪秀全申请投降满人亦得免死的“御照”。御照批准，自南京颁至杭州，需二十馀日；御照尚在途中，秀成已攻入杭州，他为遵守诺言，特令暂停对内城——满人皆居于此——的攻击。杭州将军瑞昌，是当日在杭满人的首领，却不信“髪妖”的承诺，拒不投降，且乘太平军停攻，遣洋枪队偷袭军营，打死一千多人。秀成无奈，只得进攻。满洲兵本无战斗力，一击即溃，瑞昌自焚死，连带其他满洲人，亦大半死伤。秀成入城後，亦未因满人顽抗而屠城，且以德报怨，将瑞昌的一副焦骨棺殓妥葬。他并发布公告，安抚城众，云：“尔逢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丰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之意。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为止”。秀成之攻占，有礼有利有节，不仅不滥杀，且准许老百姓自定去留，欲走而无旅费者，甚而提供资助。以愚所见，咸、同间战争持续约二十年，交战双方数十支军队，惟有秀成之军，真不愧为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