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之变 　　八旗是什么？八旗是一种制度。 　　既是制度，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或曰，八旗是军事制度。或曰，八旗是贵族制度。或曰，八旗是户籍制度。或曰，八旗是“部族主义”的统治制度。孟森说，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见，“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八旗初始，源于牛录额真。在满语里，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牛录额真就是箭主。箭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满洲古制：凡出兵、狩猎，十人为一队，每队设一头目，这个头目就叫牛录额真；後来汉译则称佐领。随着满洲实力的逐渐强大，每牛录的人数也由十人增至三百人，而牛录额真也就成为官名；此系明代万历二十九年之事，定制者即是奴尔哈赤，後来的清太祖。又过了十四年，队伍已经扩大到四百牛录，为便于管理和指挥，努尔哈赤遂设立八旗制：五牛录立一扎拦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额真；包括努尔哈赤在内，一国共设八个固山额真。固山，满语“旗”的意思；八固山，即八旗，固山额真，则是旗主。各旗以色别之，分别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 　　自此，满洲人才可被称为旗人。因为，所有满洲人都被纳入八旗，各归己身所属的旗主管辖。在旗之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分；旗主与旗主之间，则身份平等。然为协调八旗之内务外交，八位旗长须共同推举一人为首长；若此人不称职，或有事令各旗不满意，则可弹劾之，另易新首长。以此之故，孟森才称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并形象地比喻为“联邦制”。联邦制的特点，可概括为对外一致而内部各有特色。八旗初期，便具有这种特点：各旗分治旗务，同时，民主推选首领，共同合作，相互制衡。 　　但是，当时努尔哈赤制定这套制度，并未想到要用成文“宪法”的方式加以确定，不过是在口头上和各位旗主进行了约定，一旦出现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手段的旗主，这种“口定宪法”的约束力就不太可靠了。当然，真碰上雄猜英果不世出的伟人，就算有白纸黑字的成文宪章，也不过是擦屁股纸一张而已。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清太宗，便是这么一号人物。他于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以前国号为金，或大金，亦称後金），做了“宽温仁圣皇帝”，年号崇德；而在此之前，他即已一步步将八旗共和的国体改造成君主专政的国体。至于他如何改造制度，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仅略述幾句，以“四三二一”概括之：努尔哈赤在世时，皇太极便以战功着称；努尔哈赤卒，皇太极便挟威独领正黄、镶黄两旗，破坏了一人一旗的老规矩。尔後，他将旗主划分成大、小两档，自己与其它三旗主称大贝勒，召开旗务会议时，四人“并坐而治”，渐渐将话语权集中起来。不久，以战败失地及其它罪名废掉一个大贝勒，于是，四人帮变作三人行。一年後，三人中掌管正蓝旗的大贝勒去世，其弟接掌，不多久，其弟亦死；突有旗下之人追诉两兄弟的“罪恶”，皇太极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将正蓝旗收归麾下（双黄与正蓝，盖即後世所谓“上三旗”之雏形）。至此，三人行变成哥俩好：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其兄代善旁侍而已。待到登基称帝，则哥俩好之局亦不复存在，满洲定于一尊矣。 　　虽然，皇太极于努尔哈赤所定制度，并未尽废。以前的八旗共主，公推而出，现在，皇帝代替共主，选举变成世袭。但是，各旗之人对旗主具君臣之分，则仍未改变，皇太极且专门立法保障这份权利。譬如，每逢旗主生辰及元旦，或喜丧大事之日，在旗之人不上门庆吊者，治罪。正因为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後来，便发生过堂堂一品大臣因为赴旗主家丧事，“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从而耽误了皇帝的召对。皇帝是主，旗主也是主，一仆二主，好生为难。皇帝为此哭笑不得，只好将他“抬入”自己领辖的上三旗，免得以後再被主家“压抑”。雍正皇帝并特地颁布一道谕旨，进行“修宪”，说，嗣後旗主家再有丧事，必须将所属旗人现任文武大臣者，开具名单奏告後，方令成服；若其人有要事在身，则照常办事，毋庸吊丧、执役。此外，皇帝所领之上三旗，与其它五旗，亦无轩轾；旗人无论身在何旗，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以，皇太极时期的八旗制，“联邦自治”的局面并未破裂，只是多出来一个超乎一切之上的皇帝。不论内财、外交、军事、礼仪，八旗自治的权力全部上缴给皇帝，这个专制的大工程，直到雍正朝才告完成。 　　各旗军事，此先已由皇帝派遣都统管理，旗主已无兵权，全国唯一的军阀便是自将三旗的天子。户婚田土等民事，则设御史稽察，并令各旗交互代管；这一招，便渐渐消泯了各旗自为主属的界限，并不啻是对各旗财税情况做了精确审计。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抬高旗员，特别是已入朝为官为公务员之旗员的身份，以抑制旗主的威权。例如，不许旗主将已为朝廷命官之旗员挑选为包衣、哈哈珠子等仆从；旗员毋庸互尊他旗旗主；有旗主及旗内权贵敢于勒索、刁难本旗出任地方官之旗员，特准旗员举告，“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将旗人对旗主的尊敬驯服转移到皇帝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既然走上了帝王专制路线，就不可能再容忍一仆二主的现象。此术之发扬光大，则见于雍正以降蔚为盛况的密奏制度：官有等阶，进言则不论卑贱；事有大小，汇报皆朕所欲闻。上官固可以斥罪下僚，卑职也有机会告一告御状，由此，上下相制，人人谨慎，而操其柄转其枢者，惟皇帝一人而已。语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看，倒是皇帝不出宫，能知天下事，秀才哪有这么顺畅、多元的情报渠道！ 　　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对案牍工作的兴趣。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干纲独断之帝。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奸臣”，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芽。此後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光绪、宣统，所谓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宁有天理乎。可见，世袭专制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专制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专制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还能有别的好办法么？清末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馀孽死到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噫？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贴贴了么，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馀孽？请为略述梗概。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顺治）、玄烨（康熙）以迄胤禛（雍正），则渐渐将八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专制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儒家孔孟之说以外，那里还有其它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夷狄”，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 　　一、在内部统治结构上，以“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联旗制”）的祖制进行“解构”和“重构”。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太宗抑制各旗，不过未能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不孝”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其後诸帝欲进行改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祖制之本质，亦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胤禛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典型，其词曰： 　　“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这一段话，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两重意思。“当时”，盖指顺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诸史实，可知，那时候八旗共和的遗风犹存，旗员不仅知有“君上”，仍须效忠旗主，怎么会是“只知有君上”呢？但是胤禛心思甚巧，他在一段话之内，偷换“上三旗”与“满洲”两个概念，便完成了对八旗制的解构。上三旗既归皇帝亲统，皇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为，便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他说“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并非无理。然而，其它五旗就不一样了，除了尊君，还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强奸”了一番。随後，他又将孟子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胤禛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来诸帝在此事上引为“理论资源”的儒学，其所以运用之法，当以此段训词最见其妙。 　　二、对外作战、夺取天下，乃至维系二百多年的统治，非有儒学之助，满洲难以成功。仅略论其入关前後的区别。顺治元年，即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之年。在此以前，满洲作为武装部落，本身既无问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为，无非“钞掠”：不时冲入关内，抢一些财货，抓幾个奴隶，如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无餍之求的讨厌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敌国；对关内民众而言，亦只是不时来扰的强盗群体，而非可望于解己倒悬的新朝真主。然在顺治元年，大学士范文程上启建议，则说见今“中原荼苦以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摄政诸王亟应发兵入关，且此行务必“严申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以前做强盗，攻城只为取财，杀人只求得货，固无“纪律”可言，也不用恤怀百姓、安抚官吏；现在要作周武王，则是开拓版图，代育万民，故应讲文明、宣道德，“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多尔衮虚己纳言，清军此番出师遂尽遵范氏所拟之策，以故武战（主要对手实为李自成等“流寇”）、文战（对民众宣传王道）双线告捷，乃于二年之内，入北京，下南京，“明（朝）所以系人心者略尽”，至此，清之开国，规模粗具。而运用儒学，犹不止此。 　　顺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举。明年，定祭孔之例。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是明代的“祖训”），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这些举动，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正统”，而不是像一些“夷狄”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颠覆华夏传统。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独裁”（君主专制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钱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一向是偏于法治”的，中国社会亦“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认识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共治之”，而不敢但凭一己私意任性胡来。而士大夫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则在于他们不但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专家的技能，而且能够集体出状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合法性，则在于他们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对于儒学以及儒学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极精辟的评价：“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世祖开国即引入儒学，无疑就是对这个评价的赞许。当然，此应归于摄政王多尔衮，盖世祖时尚年幼，军令政令具出诸多尔衮也。多尔衮于“草昧”之时，即究心于意识形态，并在军国大事上坚决贯彻儒学原则，其见识远高于当时诸公矣。多尔衮虽于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还得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辉终不磨灭之一证。 　　儒学对满清立国及其八旗制的影响，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变质，犹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清军入关，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为主，但是，时间一长，地域更广，则区区十八万旗兵，实在不敷调用。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维护各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防杜民间骚乱，非有更多兵力不能为功，于是，绿营兴焉。然欲述绿营，先得介绍汉军。 　　汉军者，何谓？曰：汉人组织而成之旗也。入关前，明军中向满洲投降的汉人，自成牛录，不与满人混同，满语称为“乌真超哈”（其意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将汉人牛录编为一旗，後因归顺汉人数量渐增，遂于崇德七年分编为八旗。至此，清国武装力量便分为三大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前谓十八万旗兵，则包括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言之。清军入关，碰到兵力不敷调用的困难，而关内明军望风而靡，降者甚众，当其时收编降人成军，令其作战驻防，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说过：“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且既已设立汉军，那么，将这些降军编入各旗，更为便捷。可是，入关後，这些降军却被组织成另外一支军队——绿营，而不令补入汉军，其意何居？ 　　吾国向重资历，满、蒙、汉三种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别。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满洲与己同族，且共同草创大业，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国，为汉人所灭；蒙古与己族在中国，较之汉人，同属少数民族；蒙古兵之战力亦不可小觑；有此三者，蒙旗亦被优待。于是，满洲三旗军中，以汉军地位、待遇最下。但是，汉军与满人虽非同族，然其效忠满洲，为时甚早；且满洲入关前为壮大势力，招徕汉族之优惠政策甚多（至有让满洲人腾出原住屋舍以安顿新到汉人者），故汉军旗之汉人与入关後同为一国之民的汉人，其在清廷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迥然有别。故汉军虽非满种，遽谓其为汉人，彼心未必然也。今欲将新降人补入旧降人组成的汉军旗，表面上省去了另建新军的麻烦，实际上却增加了人际摩擦的风险。因此，清军入关後，每得一地，便将当地降军编为绿营。至于绿营之得名，则以“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 　　绿营才是满洲戡定中国的功臣。 　　八旗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征蒙大军统帅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奴”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之劲悍，犹存于玄烨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饷至七千万之巨，方勉强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于是，诸藩之毒尽发”。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撤藩”，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毛泽东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 　　满汉不准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变化，颇有趣味，不妨多写幾句。满洲之初，礼法未备，其族之强劲生命力固在乎是，而野蛮性亦在乎是。其中，抢掠婚（MarriagebyCapt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抢”为名；如“抢西边”（谓蒙古境）、“抢昌平”（谓明境）等。其时在满洲为臣之汉人，乃大摇其头，叹曰：“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入关後，此风稍歇，然迟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准噶尔，仍然发生了“掠获妇女”的“丑闻”，可见其俗入骨，难以根除。满洲此一陋俗，令汉族平民之有妻女者闻风丧胆；而汉族士大夫则有一种“华夷之见”，己虽臣服，犹不欲家中子女与异族婚配。顺治初，诏告天下：“自後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本来是一条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却因为上述原因，而引发汉族民间的恐惧：“哄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谣言愈演愈烈，後来竟又哄传“满汉联姻”不过是皇帝为了采买秀女而找的借口。于是，“满汉联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间的猜忌破坏无遗，清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推行“新婚姻法”，实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诏禁止，又显得荒唐儿戏。惟一可行之策，只有缄口不言，或在内部密谕废止。考察史料，此後虽无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但光绪末年尝有上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馀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云云；可知，顺治初准予联姻之诏，後来实际被废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满汉不通婚姻之来龙去脉，究其始，乃汉族反对通婚，实非满洲之歧视政策。然着为禁令，终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实。 　　旗人有关外、关内之别。关外，指山海关以外之奉天（约当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所谓“东三省”。今日称东三省，固为简称，而无特别含义；在清代，东三省则是汉人的禁区、旗人的特区。清代行省最高长官称总督、巡抚，东三省则以将军、都统管辖（因为绝大部分旗户都隶军籍，故用武职之将军、都统进行管理），可视其地为军管区；汉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东三省则非贸易营运人员不得擅入，更无论落籍，此所谓禁区；东三省常住民只有一种，就是旗人，则谓为特区，亦无不妥。清廷在国土内划出一个东三省，实行特别管理，其用意，据钱穆称：“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应当另有经济或曰福利的考虑，盖以地广物博之东三省，尽付与不到三百万之旗人，其生计之容易，远较各行省之人民为优。关内旗人，有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赐发之“恒产”、“月薪”维持生计。旗人之有“恒产”，乃拜“圈地”政策所赐。顺治元年上谕户部：“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诸王、勋臣不论，每一旗“丁”即可分到五十亩地；而乾隆中期以前全国人均拥有田地不过二十馀亩，此後更是逐年减少。再说旗人的“月薪”——八旗兵饷。旗丁饷银，每月自一两五钱至四两不等，另可岁支一吨多大米，不仅糊一己之口，且可赡三口之家。今语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旗户因隶于军籍，坐得不动之产、按月之薪，则不仅光荣，且大捞实惠，胜于今人远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可是，旗人此一“恒产阶级”日後却整体堕落衰败，孟子其果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人乎？然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实在武断。古今中外，有恒产而又有恒心者，实不多觑，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语），持之以恒，卒有所成者，却是屡见不鲜。窃谓孟子之语若改成“有恒业者有恒心”，庶幾平允。即以旗人为例。清制：旗户除壮丁从军外，馀俱不许务农、务工、务商；故虽分得田地，仍须雇人耕种，己惟坐享。在营旗丁，因康、干时战事多委诸绿营，人多袖手，乾隆後承平日久，更无所事。平常训练，亦不讲求，乃至高宗亲自检阅旗兵，竟发生多起骑兵坠马、步卒拉不开弓的事故，惹得龙颜大怒，说嗣後“如不留心骑射，必以家法制之”。此外，旗营官兵之玩法，竟到了典卖制服、武器以牟利的地步，清廷不得不为此专门立法严禁。因此，说旗人大都是无业游民，绝非诋毁。然则，旗人无正业，无恒心，遂由勤劳勇敢之民族一变而为颟顸畏葸之莠民，其谁之咎耶？父之于子，兄之于弟，若但知馈遗恒产，而不诲以立身之方、谋生之技，其子弟不放情佚欲、丧产败家者幾希。清帝之于旗人，自视不啻父兄，却躬蹈其弊，养其身而不养其志，顾其人而不顾其後，立法即以误国，爱族适以亡邦，其罪不当服上刑耶！ 　　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殴死有服卑幼”，汉人例由刑部“汇题”（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亦准免死一次”。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国有”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