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的梁启超，在废除科举後不过五年，便检讨此举之得失。他说，美、日、德诸国皆“拾吾之唾馀”（谓科举），以为选人授官之良法，“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我们自己却“因噎以废食”（谓因恶八股，遂并科举而废之），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复科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与官规》） 　　梁启超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久为人知，惟论科举当“变通”而不必废除，则始终一贯。无奈，时代大潮奔涌浩荡，百挽莫回。汹汹者流，莫非“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易传》）者，当时之人，除梁启超、严复等少数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外，并不以废除科举为非。时过境迁，吾人于百年後回看这段历程，再思三省，方体会得“文化保守主义”实则一点都不保守，反而高瞻远瞩，“前卫”得很。 　　即今而言，高考实在具有科举制度的真精神，正是一种国家制度保障下的经常有序的社会流动渠道；九年义务制教育，则可对应科举体制下毋须繁费的普及教育；与高中并行的职高、中专，一则分流高校压力，一则为社会提供中等人才，适如科举体系中的生员、贡生，参与公共事务，得以维系基层社会的稳定。前後两种体制，俱能兼顾国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所学虽异，其用则一。但是，自高校扩招或曰教育产业化以来，学子皆骛大学之虚名，高校渐成敛财之工具，职业教育幾废，教无所施，学非所用，其弊浸然有八股为害科举之势。时论或欲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为挽救之策，乃不知“为国抡才”之权一旦下移，标准不一，去取随意，社会流动之渠道反而因此滞塞，呜呼，其不至乎推倒重来如百年前故事者幾希！ 　　八股的危害，不在于没有文学价值，而在于除了形式再无其他。科举的好处，不在于“学而优则仕”，而在于维系社会流动，保障程序正义。我们纪念废除科举一百周年，其教训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