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蓝旗国的外洋船大班，并且答应成为该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讨论充当保商之后，马上需要着手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明已经充任保商。这是外洋船的大班们，到了广州城外这个镇上，可以开始贸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设立夷馆。
设立夷馆，就是要把这些外洋船大班们安顿下来。所谓夷馆，洋人向来称为Factory。Factory当然不是现代英语当中“工厂”的意思。从英语Factory的古老意义上理解，Factory等于是Factor的行馆意思；而这个Factor，则是代理人或者代办的意思，所以这样理解起来，夷馆就等于现在的外商办事处。
雍正年间的外商办事处，自然和当代的办事处不同。这个办事处，需要安顿大班们的住宿和生活，需要办公，也需要仓储；因为洋行的大班们收了货物，先要有个地方放起来，然后再用平底船驳运到黄埔的岸上仓库。除了功能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决定这种夷馆的形式：一是货物贵重，必须便于看守；二是清朝的对外政策很明确，所谓中外之大防，不能让洋人和中国人混杂，至少不能住在一起。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夷馆的形式，属于洋货行里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既是洋货行的一个部分，又相对独立，便于守卫和同普通的中国人隔离。雍正十年，这种夷馆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选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里租赁一个夷馆。这样，保商和夷馆，合二而为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大班们在选择保商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到，这个行商的洋货行里，是否有靠江的驳口。因为有驳口的话，再将货物运送到黄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义行的陈汀观，从规模和实力上看，仅次于广顺行的陈寿观，所以崇义行的规模也堪称庞大。行里专门建有不止一栋专门的建筑，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们。雍正十年，陈汀观不光给瑞典公司当保商，也给荷兰公司做保商。想来荷兰公司也在崇义行内，租了一栋专门的建筑，当作他们的夷馆，或者说办事处。
中国人把外洋船的广州办事处，称为夷馆，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馆虽然是中国人造的，拥有者也是中国的洋货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观和格局与普通的中国建筑区别明显。想来这是那些熟稔外贸业务的行商们，针对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据自己的理解，特意为洋人造的。既然是专门为洋人造的，风格又有点特别，所以称之为夷馆，也算妥帖。
当时的中国建筑，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来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馆，一律都是两层楼。夷馆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两层楼。大概是因为这类夷馆，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墙用的是青砖和龙骨砖，楼板用的是木头，屋顶上的瓦片，则和西班牙建筑的西洋瓦片相仿佛。潘•乌斯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远航广州。乌斯贝克提到，建筑用的砖头，里面有木棍做的芯，这比较符合中国南方的那种空心龙骨砖的形状。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种夷馆，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个大阳台；阳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这看上去，既像中国的水榭，却又是露天的，想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蓝旗国的洋人描述的夷馆，规模已经相当齐整。显然，夷馆是个独立的院子，进门有照壁，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一侧，建有一个门房，门房门口，挂着竹编的灯笼。夷馆里面，是两栋平行的两层楼建筑，两层楼中间，用长条形的石板铺出一个庭院；庭院的石板上还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过排水孔排出到阴沟，再直接排往珠江。这样的图景描绘出来，洋货行的办事处，还是相当不错的。雍正十年，坎贝尔等人租用的夷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记中说，这些夷馆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想来当年广州城外，专门有一家建筑行，为洋货行建造这
样的标准夷馆。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馆，基本格局和形状，应该和十多年以后的这种夷馆一样。
从功能上讲，夷馆主要用于生活、办公和仓储。所以夷馆的两层楼，特别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楼下的空间，主要是用作仓库，但是在楼梯口，都设有厨房。楼上则是大班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馆一旦租下，从名义上讲，就不再称为洋货行的夷馆了，而是称为某国的夷馆，比如法兰西夷馆、红毛国夷馆和蓝旗国夷馆，等等。这和当代办事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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