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吐鲁番文书，是指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以及一些古城包括楼兰、米兰、于阗、高昌、交河等洞窟遗址出土的纸质写本文书。
创作年代：西晋十六国到元代(大约4—14世纪)
类别：古代文献
流失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持有者：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法国等数十个国家。流失原因：西方列强对西域墓葬群的肆意挖掘和盗取。
曲折经历
站在嘉峪关的城墙上向西望去，沙海茫茫，透出一种神秘的荒凉。走过敦煌再向西，沿着丝绸之路的方向过去，在绵延无际的戈壁砾石沙漠中，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它就是有着“沙漠翡翠”之称的吐鲁番。吐鲁番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源源不断地接受各种文化的熏染，有着丰富的遗迹和无数的稀世珍品。正是这片土地所拥有的丰富的文明遗址，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强盗的劫掠。
19世纪末，吐鲁番地区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多次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从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开始盗掘的1811年算起，直到1935年，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考察”竟达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1890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在俄国领事馆的支持下，来到中国。沿着丝绸古道的南路向东在民丰、且末、罗布泊一带对古城和墓葬群进行了盗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和吐鲁番文书，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杜特雷依把文书运回巴黎以后，陆续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经历和收获，吸引了欧洲人对丝绸之路文物的关注，成为后来大批人到吐鲁番进行文物盗窃的重要因素。
瑞典人斯文·赫定是1895年第一次来到和阗河与叶尔羌河之间的沙漠中寻宝，不久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座古城，带走了很多古代印度的卢文文卷，临走时还毁掉了带不走的古文卷。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斯文·赫定先后挖掘了几座古城，最后取道北京回国。由于他因此而获得了相应的地理学奖章。1899年，他在瑞典国王的赞助和俄国沙皇的派兵保护下又一次来到中国，打算对楼兰古城进行盗掘。
1900年春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罗布泊西部探测，他的维吾尔族向导阿尔迪克，在返回考察营地取丢失的锄头时，遇到风暴，迷失了方向。这位机智勇敢的维吾尔族向导，凭借着微弱的月光，不但回到了原营地，摸到了丢失的锄头，而且还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和密集的废墟，沙土中还半掩着雕刻精美的木头和古代的铜钱。阿尔迪克在茫茫的夜幕中发现的遗址，后经发掘证实就是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带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板上的汉文图书，这些文书上不仅有汉朝的年号，还有楼兰的字样。这些是楼兰古城中遗留下来最珍贵的古书。接着，他又盗掘了米兰古城。楼兰和米兰两座古城是吐鲁番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他们带走的文书和资料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就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关注。
1897年，俄国彼得堡科学研究院派出以克列门兹为首的考察队到达吐鲁番，这个并不懂得考古的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疯狂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城亦都护城、高昌、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以及130个佛窟和墓葬，获得不少汉文、梵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即所谓胡语）书写的古代文书及古石刻。随后他将这次挖掘获得的精致壁画、铭刻和古写本盗运回国。这次所谓的考察给克列门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发表了众多有关考古所得的资料。1899年10月14日，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从此也拉开了西方考古界对新疆这一地区疯狂盗墓的序幕。
英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看到一些前人研究的文献，对新疆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于1900年来到和阗地区。在1900年5月到1901年7月，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在新疆天山南道等处考察。他挖掘了尼雅和丹丹乌里克众多遗址，盗走了公元1至3世纪的文书文物，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字纸，还带走了一些简牍和羊皮文书。1906年，他第二次到新疆，再次在尼雅发现了一个古代官邸遗址，里面的文书架上放满了排列整齐的木简、账簿等。斯坦因还在玉门关附近的驿站遗址搜出了300多片木简。1907年，他又到敦煌莫高窟掠走了大批敦煌遗书。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又到敦煌、黑城子、济木萨古城盗掘。1914年11月，转到吐鲁番，他割剥了柏孜克里克等洞窟的壁画，盗掘了阿斯塔那48座古墓和一些古遗址，又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无知乡民挖出的文书，这一次他共盗得182箱文书、碑碣、墓志、壁画、雕塑等。
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韦德尔等人，在德国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于1902年8月到达吐鲁番进行大肆盗掘，带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克虏伯又一次资助德国人勒科克到新疆的吐鲁番进行盗掘。勒科克一行于11月来到吐鲁番，在连续九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盗劫了伯孜克里克的千佛洞和雅尔湖、胜金口一带的千佛洞，以及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他掳走的各种文字经卷抄本、佛像、古钱币等文物达数百箱。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这一次他们一直呆到1907年春天，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据勒柯克本人在其所著《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一书中统计，掠走的古代文物重量大约在40吨左右。他们以学术考察的方式挖掘吐鲁番的文化宝藏，所经之处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1905年秋，俄国人奥登堡带队来到吐鲁番，他们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奥登堡再次潜入新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剥走了大量壁画，掘盗古墓，窃取文书，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剥取丝绸，共装了100多箱，取道喀什回国。
日本人大谷光瑞于1902年来到吐鲁番，他是日本首次来到西域盗宝的人，他盗取的是大量的壁画和木雕佛像。1908年，橘瑞超接受了大谷光瑞的资助来到吐鲁番，他先到楼兰古城，在古城内挖出了上百份用纸抄写的文书和文卷，这些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文献。他得到这些东西后，遵照大谷光瑞的指示来到了苏巴什古城，但是这里已经被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的盗贼们翻的底朝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没有泄气，最终在一座古塔中发现了宝贵的舍利子带回国。橘瑞超第三次来华始于1912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吐鲁番的古墓大肆盗掘，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席卷回国。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所盗走的文书已经在日本成立了新的研究体系称为“大谷文书”（从属于吐鲁番文书）。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各种文字的文书共7733件，也是吐鲁番文书的一部分。
由于20世纪初期的清政府腐败无能，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强盗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毁坏我国的文书文物，致使我国大量珍贵历史文书、文物流散国外，写下民族文化史上最痛心的一页。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东、西方列强的探险家们就不断地到吐鲁番来探险、发掘，带走不少地下文物，其中尤以佛窟和墓葬所出的纸质文书最为珍贵。而由中国人发掘留存在国内的出土文书，则不过百余件。
国宝内涵
丰富的历史背景赋予吐鲁番文书深厚的文化内涵。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是我国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遗存的古城、石窟寺、烽燧、墓葬、岩画等达200余处。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得地下埋藏的文书古物不易腐烂而能保存至今。早在西汉时期，中央已经在吐鲁番地区设校尉，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建高昌郡，后历经了高昌郡、高昌国、西州三个时期；9世纪中叶后，为回鹘占据。有着一千多年的生活史，遗址规模宏大，城郊古墓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它俨然就是延续千年的高昌社会生活的再现，也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吐鲁番文书从内容上看，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经卷等四大类，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目巨大；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典籍。它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又填补了我国没有唐代以前档案文书的空白。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西北历史地理与边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以及社会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国宝价值
吐鲁番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非常重要。这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客汇聚的地方，更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与异族文化、异质文化进行交流、渗透和融合的地方，不同民族的人群用不同的文字记录了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在吐鲁番遗存下来的文献，有24种文字，是整个丝路沿线发现文字最多的地方。吐鲁番出土文书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世界主要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具体风貌。因此，吐鲁番出土文书堪称当时人类文明的一部百科全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被誉为“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吐鲁番文书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最早和最晚时间的时代都超过敦煌遗书，绵延的时间更长。而且吐鲁番文书其内涵因时代的不同而较敦煌遗书更为丰富，它正好补充了敦煌遗书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的不足，相比较来说，敦煌遗书更多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他文书的数量远远低于宗教类文献；吐鲁番文书的内容要比敦煌遗书更丰富，它包含了更多社会信息，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
例如，公元3至8世纪的这段时间的吐鲁番文书，除大批汉民百姓，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在吐鲁番地区生活、劳动。他们在文书中与汉民百姓处于同等的地位，各族相互之间共同生活，友好相处并无民族间的亲疏、贵贱之分。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是公元9世纪才西迁到新疆的，因此，在8世纪以前的吐鲁番文书中，没有见到回鹘人在这里活动的记录。显示出中国的新疆自古以来不是由某一个民族，而是由中国古代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事实，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使吐鲁番和敦煌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双雄”，并由此产生了“双学”，即吐鲁番学、敦煌学两门国际性显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在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回归难题
吐鲁番文书的回归，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化的汇集与交流，现在由吐鲁番文书所发展成的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吐鲁番学专家、学者在吐鲁番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通力合作，并与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积极融入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大框架中，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例如上世纪下半叶开始，马斯伯乐公布了斯坦因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掘走的文书；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发表了日本学术界对从吐鲁番墓葬拿走的汉文文书进行系列研究的成果；70年代以来，德国也出过两本被带走吐鲁番文书汉文经卷目录。
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就吐鲁番的学术交流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促使吐鲁番文书文化回归的重要一部分。俄国拿走的吐鲁番文书，数量巨大，但公布的很少。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曾邀请我国学者郑振铎前往，协助整理这些文书。1996年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所，连续申请了“重聚高昌宝藏”的研究项目，并获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内容全部输入微机，让该校学生进行研究。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国际性文化团体的成立有效的促进了国际间对吐鲁番文书的交流。
同样，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还是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国家有关方面也在就文书回归的问题不断地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更多的吐鲁番文书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早日得到利用。
在近代动乱的历史发展中我国诸多文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大量的古代书法珍品和古籍善本流失国外，给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本章主要讲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件书帖国宝。它们的经历和命运都不尽相同，有的是被骗被偷，如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有的则是被随意破坏，强行取走，如《永乐大典》……它们的历史恰恰就如中国近代的历史，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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