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合同引发的灾难——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




  名称: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

  制造年代:始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类别:石窟浮雕。礼佛图也称供养人像,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中常见的一种题材。龙门石窟的浮雕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流失时间:20世纪30年代

  现藏地:被盗凿的帝后礼佛图包括两部分,其中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国内军阀战乱,时局动荡,在此环境下形成了混乱的民国文物市场,美国人普·爱伦勾结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奸商岳彬将之盗凿。

  曲折经历

  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后,加紧创建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的步伐。到了孝文帝后期,崇佛更甚。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继续凿造石窟,而且其工程规模更胜于其父。

  帝后礼佛图所在的龙门宾阳洞,是宣武帝为了纪念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为他们祈求冥福而特别凿造的。尽管开凿的只是一个石窟,可是这个石窟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仅次于孝文帝时代开凿的龙门的第二大石窟古阳洞。洞壁两侧有四层大型浮雕,其中(自下而上)第三层北边的皇帝礼佛图和南边的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礼佛的情景,堪称雕刻极品。

  可是如今,这件国宝却残缺不全,十八组群雕剩下了十五组,其中两组最精彩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分别陈列在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许多人不禁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国宝——如此庞大的一件石刻作品,竟然会被摆到美国的博物馆里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的两个人。

  一个是北京文物商人岳彬。此人曾是北平琉璃厂古玩街上的巨商,是个专门盗卖文物,尤其是珍贵文物的商人,许多国宝都是经自他手转运出境的,盗卖龙门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算得上是岳彬一生中最大的恶行了。

  另一个人是美国人普·爱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人华尔纳、赛克思、史道特等人,在哈佛大学专门开了博物馆学课程,培训学生,研究各种打凿石雕、剥揭壁画的方法和工具。1924年,华尔纳带着研制的特殊胶水和布匹来到中国敦煌,把敦煌石窟323窟中最为精美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等壁画粘走了36方,又把328窟内的唐代彩塑菩萨像搬走。普·爱伦就是华尔纳的高足之一。他1925年跟随华尔纳来到中国,与当时美国驻华领事馆秘书贝尔等人,带着大批胶水和布匹来到敦煌,准备把285窟的全部壁画统统粘走,遭到当地人民的阻止和驱逐,没有成功。此后,普·爱伦把目标转移到龙门石窟和其他地方。他在龙门石窟各处拍摄了大量照片,然后寻找中国的文物商人,跟他们合作盗窃龙门石窟的文物。

  1928年,普·爱伦出任纽约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成为一个以收集和盗窃中国古代文物为职业的“文物学家”。他从中国盗窃珍贵文物的“功绩”包括:从龙门、云冈等石窟中盗凿的大量石雕佛像、头像;举世闻名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河北易县八佛洼山洞中的宋代三彩釉陶罗汉像以及大量殷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等。当然,普·爱伦最为得意也最为惊人的“成就”是把帝后礼佛图成功地从龙门石窟盗运到美国这件事情。

  可以想象,一个普·爱伦,一个岳彬,这两个人如果合作起来,会出什么事情。

  上世纪30年代初,普·爱伦来到龙门石窟,在宾阳中洞发现了两幅浮雕,很是好看,就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到北京后,他找到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订货”。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议定价格为银洋1.4万元,期限5年。拿普·爱伦的话来说,不管它究竟是“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按照片上的样子给搞定就行。

  岳彬答应得爽快,但他自己没有能力搞到这些东西。他来到洛阳,找到圈内人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请他喝酒,席间岳彬拿出了普·爱伦给他的照片,让马龙图帮他弄到手,于是两人一番讨价还价,最后5000元谈妥。马龙图也和岳彬一样,没有能耐直接把东西搞到手,但在洛阳这块地方,谁有能耐办到,他是很清楚的——龙门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是第一人选。

  马龙图找到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以及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要他们把龙门石窟的“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搞到手,价格2000元。这些人有干坏事的胆量,但没有手艺,如果用斧头硬砸又会打得不成样子,无法交差。于是,他们持枪威逼本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等三人进行盗凿。

  夜里,在漆黑的宾阳中洞内,三名石匠借着微弱的灯光和手电筒光一块块地把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敲掉。盗凿浮雕的时候,他们先把头凿下,再凿其他部位。同时,在龙门的南北两个路口,王梦林等则持枪站岗放哨。遇有风吹草动或路上来了人,王梦林等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王光喜等人停止敲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接着干。如此昼伏夜出,持续数天。石匠们的工钱是计件的,按打的多少付钱。从1931年到1935年,王光喜他们的盗凿活动持续了5年时间,竟无人阻拦。

  浮雕凿下来后都是碎块,他们用麻袋一装,就运到洛阳城内,然后运往北京岳彬宅子。到北京后,岳彬请来高手将碎石块粘对修配,经过数月,才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运往美国;另有两箱子碎石已经无法粘对。这些宝贵的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令人痛惜。

  1952年,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查出岳彬勾结普·爱伦盗卖国宝帝后礼佛图的犯罪事实,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惩罚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岳彬锒铛入狱,后死于狱中。自作孽不可活,卖佛头使岳彬发了家,毁佛图让他丢掉了性命。

  国宝内涵

  宣武帝的礼佛、建寺、凿造石窟,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和皇室祈求冥福,虽然客观上为后世增加了这么多艺术瑰宝,但他这种沉迷佞佛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其中的宾阳洞从开始计划开凿三座石窟,到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结束,耗时二十三年,动用民工八十万人次,才完成了宾阳中洞,以后很长时间其他两个洞也没有继续修建。宾阳北、中、南三洞并列,历经250年才建成,代表了北魏不同年代的风格。宾阳中洞是龙门北魏石窟中最富丽堂皇的一个佛洞,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佛释迦牟尼高8.4米。宾阳洞的前壁壁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均是浅浮雕题材,遍雕佛经故事和皇室礼佛行列,中间被窟门分隔成南北两段,层与层之间以雕刻横栏为界。

  第三层的帝后礼佛图的内容分两部分,北段雕刻的内容是孝文帝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王、中官及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和簇拥下,缓缓行进的场面。南段构图与北段相似,刻着文昭皇后莲冠霞帔,一手拈香,后随两个戴莲冠的贵妇,在众宫女的前导、簇拥下迎风徐行,方向与北段相对。图中人物密集重叠,顾盼照应,既浑然一体,又有丰富变化。不同于当时常用的以形体高低大小来区分人物等级的手法,尽管图中人物形象并无显著的大小之别,服饰也大致相同,但从人物的位置、相互关系,特别是风度威仪间的微妙差别,都显示出作为全图中心的帝后的高贵与尊严,体现出创造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整幅浮雕采取横向构图,人形处理因此显得颀长,并略带向前的倾斜感,既保留了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气派,又带有飘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静谧的心境。同时,宫女们含睇若笑,娇慵前行的姿态,与整个虔敬肃穆的氛围形成了含蓄的对照,流露出作者沟通人世和天界的欲求。

  与云冈石窟的浮雕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而加强了本土的艺术语言色彩。作品变得单薄平浅,高浮雕的圆润光影不复存在,线条成了艺术形式表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人与人的空间、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勾勒,特别是衣纹的处理,格外舒展流畅、疏密有致,颇有汉代画像破以线求形的神韵,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佛教艺术的很好融合。

  国宝地位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石窟在宾阳洞中被挖去的“帝”和“后”两组礼佛图,是整个雕像群的中心和最精彩的部分。此外,从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这件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随着西方的一些学者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宏伟壮观、震撼人心的佛教雕刻艺术,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也便随着介绍面越来越广,引起了国外越来越多人的注意,龙门石窟因而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曼陀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其他石窟所无法比拟的。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

  同类国宝

  事实上,还有一幅礼佛浮雕,也名为帝后礼佛图,就在距洛阳不远的巩县石窟内。龙门一图的流失,使它成为现存于国内的重要代表性浮雕作品。

  巩县石窟寺为北魏孝文帝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之后兴建的,此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以及北宋,相继在此凿佛造像,时称“海内名区,巩地佳境”。这座寺庙在总体设计上突出的是利用窟内外壁面上端宽大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边饰,造成整体格局上的完整和宏丽基调。

  这里现存的十五幅帝后礼佛图,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图中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