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 　　还在好几年前，当决定在中国架设电报网时，需要向老百姓征用多少财富以满足建设之所需的问题始终未被政府纳入议事日程。架设的线路将绵延数千英里，它既要通过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里的人十分残忍，在行为上也无拘无束，还要通过朝廷命官权力无法达到的乡村，而在旷野、花园，或在别人的前院里埋置电线杆的权力问题，也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许多人认为如此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动荡，尤其当其与风水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一想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个过了时的怪物就会使他们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一旦政府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保持沉默，电线杆会静静地竖立起来，就好像电报系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它发明于中国历史上黑暗与混沌的时代，传说是由伏羲或神农发明的。 　　事实上，偶尔也会发现极个别小小的反面事件，工人们为了埋置电线杆而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挖了一个洞。皇帝曾给过这位学者极高的荣誉，这块墓地便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当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他父亲的墓地旁粗野地刨坑时，他震惊了。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心情，他十分愤怒和激动地要与那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大干一场，以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财富。随即，他走进那已经挖好的坑里，宣称自己宁可死，也不愿将电线杆竖立在父亲的墓地旁。他非常耐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否认皇上对土地的拥有权，但父亲的安息之地是皇室赐予的，他自认为对这块土地拥有特权。双方僵持着，看起来这项工作就得停下来了。这时，陪同负责这条线路的外国技师的中国官员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走到那位蹲在坑里的人跟前，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这位官员把手一挥，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继续说，“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段简短而又具说服力的话使这位学者如梦初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对其好意的感激。随后，他默默地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索取钱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干每件事时都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国人眼中，法律、古老的风俗、旧有的惯例都是神圣的，在尊重法律和传统的幌子下，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将坏事做绝。 　　这样一种收税方式确确实实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他们宁可采取转弯抹角的方式也不愿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法。这种方式为收税人创造了一个不受限制地捞取钱财的天地，比之领取工资而言，钱财可以更加容易地流入到他们的腰包。大家都清楚这种收税方式是不公正的，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建议将其废除。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推行了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些所谓贤明的人的私人账户里去看一看，就不会怀疑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会赞成这种方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僚政客们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谋取私利。这一收税方式及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使得人们极为恼火，由此而导致的大革命把这个帝国搞得支离破碎。风暴过后，国人已经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旧有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体制却又重新延续下去，就好像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改造这个帝国的新力量的萌芽。 　　收税人赖以生存的税收方式使他们变得腐败。这些人成了人人都憎恨鄙视的对象。而他们被如此对待确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脑袋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收税这条道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遍地的财宝。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似乎已被某些话题所吸引，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仍受着钱财的无形影响。他们的辖区就是一个个“金矿”，它解决了他们每天的吃饭问题，还为他们的家庭囤积了大量财富，使他们能够购置田地，并为儿子们娶上媳妇。然而，这样的“金矿”是需要开采的。就好似那真正的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黄金，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辛勤劳动和耐心等待之后方能将其提炼出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税收方式下，要想获取珍宝，就必须要训练出一个最为敏锐、最为灵活、最为卑鄙的头脑来。 　　为了达到目的，收税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诡计和欺骗等不光彩的手段，使人们在官僚们那贪婪的手中俯首贴耳，任意受其盘剥；另外，他们还通过敲诈勒索使无数的家庭陷入苦难和悲哀之中。 　　收税人每年要收两次税。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收税过程中，他都在想方设法地欺骗和敲诈那些不幸的、受其管制的农民。 　　这些中国人都穷得可怜，多数人都拿不出钱来缴纳税款，而让他们去筹集这部分款项也实在是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妇女们将装饰自己的金耳环和发夹献出，男人们也许会把自己的农具送到附近的当铺典当掉。一些因无钱缴税的人会被粗暴和残忍地对待，他们身上仅有的衣物、家中唯一用来煮饭的锅，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拎走。 　　这些贪婪残忍的收税人最热衷于使那些富裕的人在规定的交税时间期限内交不上税。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时机。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在超过缴税期限几星期后，有一个男人带着钱前来缴税，而那位收税人，则面露愤慨之色，质问他为什么拒绝缴纳税款。这位看上去即将被敲诈的倒霉蛋，以一种最谦卑的态度为自己辩解，他说他觉得晚一两个星期缴税并不重要。“不重要?”收税人高声地叫起来，“难道说你拒绝给皇上缴税吗?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你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 　　这位可怜的受害者不得不屈服了，因为求助于官府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其所在的地区，每一位官员都会站在收税人的一边，他们会判定他不仅拒绝缴税，而且还粗暴地攻击和伤害了收税人。 　　收税人都训练有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与那些卑微的农民们周旋。有时，一位拥有几小块土地的农民去世了，如果没有亲属，他的家庭就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土地却依然需要纳税，因为国家不允许拖欠税款，人可以死去，但土地却是永存的。在他死后土地被重新注册，而收税人将对纳税一事负责。 　　收税人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会想方设法地让别人来支付这笔钱。于是，他来到一位富裕农户的家中，并把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拿了出来。这个农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收税人的要求，并声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对此，收税人的脸上露出平静、温和的微笑，他说：“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因为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你已经占有了这块土地，并且现在正偷偷地耕种它。” 　　这纯属是一派胡言，但它却比真话更能达到收税人的目的，它使得这位农民十分恼怒并大发脾气，而这正是收税人最希望看到的。他抓住那个农民的衣领，开始将他往门口拉。嘴里还说要把他带到官府，让他吃官司。这个农民完全被一种不公正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平日的谨慎与理智，他忘记了面前这个人的具体身份，自卫性地进行还击，他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也上来帮忙。很快，那个收税人就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的感觉使这位收税人对自己暂时的屈辱感到欣慰，这样的结局正是他设计出来的。他假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躺在地上大声地呻吟着，仿佛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一位随从则飞快地跑进城里，不久就带着五个警察和他的老婆返了回来，这个女人大声地哭叫着，并威胁要对那些胆敢对正在履行收税任务的丈夫施以毒手的人进行报复。 　　这实在是一幕精彩的、往后再也不可能编排得出的喜剧了，但它又是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来表现的。事实上，除了那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其他人都表演得极其滑稽可笑。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拥有许多戏剧演员，这似乎能使他们不断地编排出新剧，并在众人面前担当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个包含了所有剧中人物的优秀剧目，是任何人都乐意看到的。剧中的反派人物痛苦地躺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儿。 　　在把收税人打倒在地后，这个农民感到害怕了，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脉搏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速度；收税人的老婆粗野地用手指着天空，头发散乱地披在背上，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警察们的眼里则露出凶猛、冷酷的目光，周围站着围观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害怕和惊恐的神情……所有这些构成了舞台效果无法超越的一幕，而这幕剧是经过精心策划并在幕后排练了许多次之后，才正式上演的。 　　当这个恶棍看到这出闹剧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时，他便暗示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农民是愿意作出妥协的，当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一旦落人官府的掌握之中，就意味着他要被榨干每一块铜板，最终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在与这帮身着官服、背后又有政府撑腰的强盗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付给了他们10个英镑，这才使事态平息下来。带着这笔钱，收税人和他的那几个声名狼藉的同伙相互间挤眉弄眼地离开了村子，到了村外后，他们为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而开怀大笑起来。 　　在中国，由土地而引发的争端是最多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偿清债款，人们被迫经常靠抵押自己的土地来借钱。由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都深深地陷于债务之中，一种具有永久属性的东西就应该作为偿还所借钱款的最安全的保证，这一点是很容易想到的。然而，当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们必须承担中国司法审判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属性也无法阻止经常性的争端和欺诈行为的出现。 　　例如，一个人将他的地抵押给了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一定年份之后他可以赎回自己的土地。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到来时，他还和当初借钱时一样的穷，他做梦都想赎回这块祖传的、但现在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就如同想得到天上的月亮一样。年复一年，家里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故，等到他的儿子或孙子有了钱并要求赎回这块土地时，时间也许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而这个时候，邻居事实上已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了。 　　与这种不讲道义的人打交道，最普通的办法就是将难题上交给官府，那无限期的拖延、无休止的敲诈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将把穷人的钱包掏空，而财富终将流入作恶者的手中。另一种常见的办法是捏造契约，它将证实这块争议中的土地应该属于现在占有者的家庭财产。这种办法要做得非常巧妙。契约要按照惯常的法律术语写出来，再在地下埋上一段时间，直到它被染上一种看上去显得陈旧的颜色。随后，契约被放进一口铁锅里，再用文火将其烤成棕色，好像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才变成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极其真实自然，即使是专家的眼睛也经常受到欺骗。 　　许多年前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孙子前来赎回他爷爷过去抵押出去的土地。这个家庭现在迎来了繁荣的希望，带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这位孙子希望能找回祖先遗赠给子孙后代的那些财富。这块土地现在的拥有者否认了他们过去曾经对这块土地作过抵押。他们声称自己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拥有这块土地了，并且还提供了陈旧、变色的文件为自己辩护。官司打到县官处，希望由他来对此事作出裁决。县官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抱着对双方都公平对待的原则，他十分认真地检查着契约上的每一处印迹。他皱着眉头，目光集中在这些褪了色的棕颜色纸上，静静地沉思着，仿佛他将会洞察到掩藏在那些神秘的古老印迹后面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起来十分真实的契约，但被告也提供了其他一些古旧气十足的文件。如何辨别这些契约的真伪成为县官断案的关键。突然，一丝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非常巧妙，它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人的眼睛，但是，正如你自己也清楚，它们是赝品。其中有件事可以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相信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你在契约中写进了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皇帝名字。因此，你必须马上把土地归还给它的法定所有者。”这个案子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但由此也容易想到，在官员既不公正又无学识的情况下，有无数的案子都被错判了。 　　至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问题，习惯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来保证土地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父亲去世后，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中平均分配，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在父亲逝世后，长子成为一家之长，这个时候他的地就可以分得稍多一些，以作为对他承担家庭责任的补偿。 　　女儿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因为婚姻会对她们的生活作出新的安排，她们实际上被看作是丈夫家族的人，没有哪个妇女会成为她自己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妻子。 　　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是儿子们的公共财产，他们和自己的家人都居住在这里。这样的居住习惯是英国人深为憎恶的，但中国人却不会如此，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住所。儿子们将祖先的房屋瓜分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就生活在这所房屋不同的房间里，这似乎就是中国人处理这类事情的理想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安排会导致争吵和相互之间关系的疏远，使得公共生活绝对难以容忍。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国人发了疯似地渴望能与同胞们群集在一起，这已成了他们最感舒适的环境。在修筑街道时，他们尽可能地将房屋建得紧凑一些，只留下极小的地方供人通行。这样做亦不是因为缺少土地，而是凭着一种直觉，这就像河狸要按照河岸边有限的空间来挖掘通道一样。 　　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过国门了，他们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最终还要在这里死去。他们对外国既感陌生又觉粗俗，对外国人也报以鄙视和粗暴无礼的态度。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甚至到了今天，当“美善”正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生，他们仍然想不出一个词来对它的含义给以充分的表达。 　　中国就如同一个巨大而拥挤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生长、繁衍、发展，姻亲关系使他们的个性越来越趋向同一。一个人想开一家鞋店，他的直觉驱使他来到街上，却发现这里的所有店铺全都成为鞋店了。尽管布店没有遍及全城，但却集中在一两个街区，出了这个范围，你就会发现要买一码布或一束丝都是相当困难的。 　　正是这种相同的天性才导致每个中国家庭像兔子似地挤在一起，在喧闹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地传入人们的耳中。中国人并不需要宁静，他们需要的是交往。混乱嘈杂的声音是他们能够听到的最甜美的音乐。他们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坐在拥挤的人群中，与这些人一道着了魔似地盯着街头的表演。在这里，演员们的喊叫声和铜钹与鼓的敲击声震耳欲聋，这样的声响足以使西方人的心智变得失常。 　　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分下去，其后果是遍及全国的农田变得越来越零散了。然而，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使整个中国免于大的灾难，也使其能够多多少少算是成功地解决了她那巨大的人口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极端的保守思想和迷信习俗妨碍了这个国家对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父亲去世时将土地全部留给了长子，那他的其他儿子就将会饿死。事实上，中国人那近乎狂热的勤劳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已经赋予这个古老帝国以新的希望，即便是过去那古老的王朝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淡忘，这种希望仍使这个帝国能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