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权威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去上学的。人们不必对这种观点的一致性感到奇怪，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使得驰骋于年青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这样的推断：因为一个人从没上过学，所以一切能使他的生活得以改善的有利机会都将离他而去。其实，在这个国家里，除了人人都渴望的上学之路外，其余的发展道路都对他敞开着。例如：他可以经商挣钱，也可以购置房屋和田地，以自己的富有遐迩闻名。然而，他毕竟还只是个商人，他也许永远不能踏进充满魅力的贵族圈，也同样不会被授予一个连最可怜的学者都能得到的头衔。 　　从另一方面讲，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虽然可能如格言里所说的教堂中的老鼠那样贫穷，虽然他的父亲可能只是个体力劳动者，虽然他自己也可能平平庸庸，不能挣钱糊口，但是，面对众人的评头论足，他却可以比腰缠万贯的商人多显出几分自负。可以确信地说，每个学生的小帆布包里都可能装着总督的权力，到时候，他将成为两个省的统治者，管理超过二千万或三千万的人民，这种能力是连他的上司也不容置疑的。 　　到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有下面的奇迹发生呢?无论是在人口稠密、拥挤的城市，还是在那些不算太穷、还请得起教师的乡村，在不用国家制定法律，亦无需政府提供资助的情况下，学校都能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自己制定教育计划，他们并不考虑这种计划是否会失败，也不关心计划是否会被执行。由于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来负责为乡村的孩子们提供教育，乡村或城市郊区的长者或负责人要在年末聚到一起，商讨下一年有关学校的事务。他们要对父母们进行调查，了解有多少孩子打算上学，在这一年中他们能支付多少学费，以确保有足够的经费招聘有能力的老师到学校执教。这些情况明确以后，下一步就是寻访校长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由谁来出任校长，对教师和村里人是至关重要的。有时，本村或当地就有可能提供合适的校长人选，只要他的人品、能力被充分证实能胜任这一职务，在这一年内他就能顺利地办理每一件事。如果本地没有这样的人选，就要到老师们得知有这一人选的别的地方去寻访。经过没完没了的面谈、推荐及暗中对他的品行学识的调查，他才能获得这个职位。此事一旦决定，他就得干上一年，除了他本人，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中止他的任期。在这一点上，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常规做法要比中国现存的做法灵活一些，一旦他们达成解聘教师的协议，就会设法去付诸实施，这种做法必定会使孔圣人失望之极了。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新学年开始了。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七，这时大约是阳历的二月中旬，寒假刚刚过去。新年所带来的节日与欢庆的气氛已经消失了，人们开始筹划来年的重大安排。两天前人们还沉浸在元宵节的欢悦中，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但随着节日的结束，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买卖、经商、教育这些曾因过年而被搁置一边的事情又被人们操持起来。 　　新学期开始之前，村里的长者们已经做好了接待学生的安排。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人为他们未来的学者、高级官员及将成为该地区统治者的总督们准备了些什么吧。这所学校如同一个样板，我们身处其间，同样可以了解其他学校的情况。中国人对校舍的要求是不拘一格的，只要它不违背传统观念，就允许存在下去。这所学校只有一间孤零零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没有丝毫美感可言。屋内的地面脏乱不堪，而且凹凸不平，这都是去年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的“杰作”。墙上没有地图、字画。四处污渍斑斑，唯一可以看出的“图画”是巨大的墨汁印迹，这是被未来的画家以初级“涂鸦”式的手法泼上去的。没有人来消除这些长年累积起来的厚厚的污物，也没有人去打扰在角落里自得其乐结网的蜘蛛，它们自信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干扰。 　　把墙刷白一些会使人感到舒适些，在令人精神振奋的屋子里，孩子们也会更有信心地开始他们的学习。但是从来就没有人这么想过。即便是有，中国的国民们也从来没有使这种想法介入到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孩子们将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他们的童年。在这种艰苦的条件得以改善之前，学生的母亲们却以本民族特有的柔情关心着下一代，期待着孩子们的身心能够在这里得到升华。 　　这座房屋只有两扇看上去普通而又粗糙的窗户。它们高二点五英尺，宽二英尺。窗户上钉了许多笔直的细木条，既可防贼，又能透光。透过窗户，你能感受到夏日里习习的微风，冬日里呼啸的北风，那沉闷的风声仿佛在诉说心灵被撕裂的痛苦。这确实是一个条件很差、看上去令人失望的校舍。屋外倒是别有一番风景，从打开的屋门或窄小的窗户向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榕树，它那数不清的枝丫、永不褪色的深绿色树叶，占据了院子的一部分空间。这一景色使人忘记了肮脏的屋子里那黑乎乎的墙壁，凹凸不平的地面和污浊的空气。对那些不得不在此度过他们最好年华的孩子们来说，这棵树该是他们永久的快乐源泉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充满了人情味。每当阳光洒下的时候，大榕树似乎就显得快乐和轻松，而当日落西山暮色降临，它又显得阴郁和沉闷。在暴风雨袭来时，蕴育在大榕树内心的情感仿佛终将爆发出来，不论结果如何，也要向世人展示它体内蕴藏着的力量。不管学校生活多么的沉闷与单调，至少这都不与大榕树相干。 　　随着开学时间的来临，学生们陆陆续续集中到一起。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各种年龄的孩子都有。他们中的一些小家伙，脸上挂着害羞和胆怯的神情，好像对如何应付学校生活感到束手无策。而另一些孩子则精神十足，情绪高涨。他们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互相开着玩笑，沉浸在嬉戏的欢乐之中，这都是世界上所有在校孩子们所特有的天性。同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英国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并不讨人喜欢，他们行为粗野且少教养，看上去没有一个拥有绅士风度。这群孩子都有一副似乎属于下等人的长相，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看上去地位卑微，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服装质量的低劣和式样的死板。像这些孩子的衣着就很成问题，上衣和裤子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显得极不合身。这些衣服都是用孩子们自家织的深蓝色棉布做成的，千篇一律的式样把孩子们都衬托得普通平常，很显然，它们都是出自妈妈之手。衣服的尺寸很随意，个头差不多的孩子即使穿错了外衣也不会轻易察觉。另一个使他们看上去地位卑微的因素无疑是他们那不高贵的外表。事实上，中国人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漂亮的因素。高颧骨，大嘴巴，黑黑的小眼珠，毫无血色的黄皮肤，这一切都标志着极为普通的相貌，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人都是这副样子。 　　每个孩子都自备了一张长方小桌和一把高木凳，小桌中有两个抽屉，可以用来放置书本。孩子们冲进空荡荡的屋子，各自挑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顷刻间，屋里便水泄不通了。二十个孩子坐在自己座位上，他们将要在未来的一年里占据这块地盘。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太挤了。按照西方的卫生观念，如果考虑到健康因素，这间屋子装十个人都不行。不过，孩子们对此倒并不在乎。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不安逸的生活。那混浊的空气、污秽的环境、可怕的气味，加上硬木凳椅，构成了这个广大国土上的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孩子们在这样的屋子里学习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当然，若对英国孩子来说，在这种环境下读书不论是谁也会生病求医的。 　　在孩子们进入各自座位时所发出的嘈杂声中，老师从一间与教室相连的房里走了进来，在这一学期里，那间屋子就是他的家。立刻，屋里安静下来，二十双热切的眼睛盯住了他，每个孩子都试图掂掂他的分量，看看自己到底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老师是严厉还是和蔼?在他面前是痛苦地挨过时间，还是被宽容地对待，使学习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真正的快乐?这些问题在他们幼稚的大脑中飞快地闪过。尽管老师的脸板得如同“狮身人面像”，他们还是要洞察一切，试图抓住可能得到答案的每一个信息。 　　老师在桌边的椅子上落了座，这是村里的长者们为他准备的。桌子上摆有一个大砚台，一个装研墨用水的小陶瓷瓶，一把棕色的小茶壶，配以两三个“小人国式”的小茶杯。桌上的显眼处，摆着一根用粗硬的竹块做成的戒尺。老师们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特有的东西，只要一上课就拿在手里。 　　这位被孩子们紧张、焦急的双眼凝视着的人，不说一句话，那张令人琢磨不透的脸上也不露出丝毫笑容。他对孩子们没有什么热情洋溢的言词，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的心被眼前这么多年轻幼稚的面孔所打动。因为倘若对他们显示出任何兴趣，或让他们看出他心里有一点点对他们的同情，这些都是对过去传统的公然违抗，是懦弱的表示，而且还会危及到在今后的一年里对学生行使权力。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把学生分类，看看他们都读了些什么书，然后再因材施教。功课布置下去后，学生们都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开始念书。教师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严肃，以此来震慑住那些胆大妄为的学生。现在，让我们暂时越过孩子们的肩膀，看一下那些奇怪的、样子古老的识字书，看看它们都有些什么内容吧。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幽默又少机智，它们最大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从来不会在孩子们那活泼爱笑的脸上增加一点儿轻松。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国土上的学者和圣人们看来，确实是太幼稚了，因而是不可取的。中国人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让八九岁的孩子去读一本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由此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这本书名叫《三字经》，因为它是由一系列的句子组成，而每一句又仅有三字，故取此名。第一句是极富教条性的话，即“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引起过两个学派学者们的争论，一派持赞同意见，另一派持否定态度。想想一个十岁的英国孩子吧：在轻松的小故事和展现在面前的美丽图画中度过学校里的一天。而这里的孩子却不得不讨论一些类似上面提到的深奥而抽象的问题。可想而知，中国孩子的早期学校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单调。 　　紧接着，中国古代的名著又被放到了学生手中。这些书讨论的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书中满是抽象细致的论述、深奥的伦理辩论和其他一些更适于成年人而不是孩子去思考的东西。事实上，这些书正是中国那些年事已高的学者们花费毕生精力专门研究的内容。所以说，中国的小学生真是太可怜了。从书中他得不到快乐，只有无休止的灌输，努力想把那些印刷得糟糕透顶的文字留在记忆里。而这些东西未必与日常生活有多大关系。孩子们那一张张古板没有神采的小脸总是显得严肃而镇定，仿佛笑声、嬉戏与微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犯罪，是他们不应该有的。孩子们的眼睛都紧盯着课本，他们不能发出任何快乐的声音，像《少年和姑娘》、《杰克和豆茎》、《杰克盖的小屋》这样的故事都不能使这些爱笑的、富于滑稽意识的孩子们的眼里流露出兴奋之色。事实上，中国人总是为成年人着想，两千年来没有哪位作家为孩子们写过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为了带给孩子们欢乐而拿起画笔，去描绘孩子们的生活，也没有一位学者提议编写一套易学、有趣的教科书。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全国所有学校用的都是同样的书，既没有画片，也没有图解。这些课本都印在那种又薄又脆的纸上，文字拥挤不堪，字迹模糊不清，纸质封面也容易折角，看上去极不雅观。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已经在桌旁坐好的孩子们吧。功课布置下来后，每个孩子都进入了角色，而老师则摆出一副冷面孔，皱着眉头为孩子们准备日后用的字帖。我们当然希望屋内能保持寂静，但很快我们就改变了这种想法。使我们惊奇的是，立刻就有一个细细的颤抖的声音从屋子的一角传出，几乎是同时，从对面的方向又发出另一个低沉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其他声音也陆陆续续地加入进来。每个人都以他所能发出的最高音调，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在我们看来，这种混杂的声音，各自含着某些需要记住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孩子们的这种口头训练看作是学校教育体系中最有益的事情之一。大人们站在屋外，兴高采烈地听着从孩子们嘴里发出的既不和谐也无节奏的合声。他们努力使这种起源于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开端时的教学法延续下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方法正处于一种难堪和无聊的境地。首先是学习时间太长。早晨六点钟左右就能看见小孩子背着书包往教室走去，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们了，他满脸严肃，好像从来就没有学过如何微笑。孩子们得学到八点钟才能回家吃早饭。一小时后，他们又必须回来，坐在各自的高木凳上，摇头晃脑地高声诵读几百年前的古文，一直念到中午才再次被放回去吃午饭。孩子们用筷子把碗里的米饭草草地扒进嘴里，再咽下遭虫害的圆白菜和在煎锅里弄得黑乎乎的让人反胃的蜗牛、蛞蝓，随后他们又一次回到凳子上，继续上午的朗读过程。等到夜幕降临，高高的榕树下和教室里都变得昏暗起来，书中的字迹也难以分辨。没有了阳光，孩子们已无法与那些细小的文字做游戏了，该是放学的时候了!回家以后，孩子们吃过晚饭也就该睡觉了。 　　其次，中国人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法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当书本第一次放入学生手中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是一系列一笔一画拼成的图案，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记号和其他区别开来。各个图案都完全独立，没有任何纽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或是对它们的涵义给出最基本的解释。亚述碑文上的楔形文字与这些构成中国书面语言的神秘图案比起来也实在是太普通平常不过了。 　　现在，老师还不想告诉孩子们这些小方块字的意思，只是教他们每个字的读音。好像只有发明它们的伟大学者和圣人才能给予最精确的解释。当然，这种想法绝对是怪诞的，因为，字的原始发音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中国的各个地方，对每个字的念法都不尽相同。由此看来，字的读音完全是任意的，它对字的意思并不能给出任何说明。这种学习生字发音的过程要花掉四五年时间，直到学校里教的所有课本都读完为止。几年中只学习发音，没有一点儿新鲜思想灌输给学生，使他们的智慧得以增长。很容易想象这是多么无聊与沉闷啊!在学生结束了单调的识字过程后，老师开始讲解他们学过的所有课文的意思，这时整个书本充满了活力，而不再是些稀奇古怪、对头脑毫无启发的符号了。孩子们的读书声也变得庄重了，而文字到这时也真正成为可以听到的、具有吸引力的人类的声音。这声音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所发出的，孩子们试图抓住这些声音，好像有一些无形的绳索把他们和过去连在一起，以至在将来，他们的理想永远也无法摆脱同那些古人的密切关系，因为在他们还是学生时，那些人的思想就主宰了他们。 　　孩子们是在与声音的冲突中度过那些岁月的，每一次冲突既短暂而且很不和谐，没有丝毫启示要带领他们不断进入浪漫的境地，因而漫长的时光一定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来的。学习内容一成不变，单调的感觉无法减轻，课间也没有休息时间，如果有的话，整个学校的气氛就能得到放松，学生们互相喊叫、嬉戏，有十分钟忘记辛苦乏味的学习和闷热封闭的教室的限制。唯一可能的放松是允许孩子们出去一两分钟，而且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在老师的桌子上有一根竹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谁因疲倦而想休息一下，他就可以去拿那根签子，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桌上，直到休息回来再放回原处。这样老师就可以看见是谁出去了，出去了多长时间，没人能躲过老师的目光。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里，老师对学生严加看管，执行严厉、刻板的纪律。在学校里，惩罚主要是针对懒惰、不学习的人，对别的不遵守组织纪律的行为则很少加以管制。惩戒中最常用的工具是戒尺，它放在老师桌上最显眼的地方。如果哪个孩子学习不好，就会被强迫伸出手，挨几下打，通常都是疼得直叫。另一种惩罚方式是跪地，直到学生掌握了所学功课才能起来。再有就是站砖，两只脚站在约一平方英尺的砖上，一点儿都不许动，直到他能在老师跟前准确无误地背出他的功课为止。 　　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老师们都有许多不同的性格特点。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绅士阶层，并信守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他们自大、傲慢，极其保守，把任何外国的东西都视为宿敌。以一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犯有明显的错误，且无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他们的教学里从不包括任何文科科目，甚至连算术、地理或历史这样的基础学科也没有。唯一令他们不厌其烦地教授的学科就是由生活在二十多个世纪以前的圣人们编写的标准的古典书籍。他们用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同时对它们的意思辅以公认的评注。 　　这些古籍在某些方面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使他们能迅速地提高学术水平，但他们的知识面实在是太狭窄了。那些对英国学生来说再熟悉不过的知识，他们却一无所知。每个老师在自己的学校里就是皇帝，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干涉、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有谁胆敢对老师的行为表示不满，老师就会上官府去告上一状。于是官府便出面向那些胆大妄为的抱怨者施以无情的压力，使他们“高高兴兴”地向老师们屈服，再赔上一大笔钱以抚慰老师那受到伤害的心灵。这种现象在教师的职业中是很普遍的，即便是那些对自己本身的行为不慎重、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老师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例如，有位老师教了几天书后就出去行乐去了。他完全不把学校工作放在眼里，时常几天甚至几星期不露一面。当然，大部分学生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家长们则愤怒不已，不过他们也只是在背地里小心翼翼地议论，不敢让老师知道。这位老师也许整年都继续他的这种行为，到最后可能也就只上了几个星期的课，但是工钱却一分也不能少。学年结束时，长者们不得不与他解约，可表面上还得对他大加称颂一番，就好像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模范教师一样。他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作为一个无赖的坏名声，人们以后再也不敢雇佣他这种人了。 　　中国农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学者阶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被冠以“游方学者”的名号。他们聪明能干，但道德品质却极差。这种人是社会上漂浮不定的流浪儿，是学术界的耻辱。他们大多有吸食鸦片的嗜好，这一恶习剥夺了他们从事固定工作的资格，因为这样的工作已无法使他们得到足够的金钱以解除烟瘾发作时的痛苦和折磨。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任何积蓄，所以他们就四处闲逛，拜访途经的每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地的教师必须邀请这些过路拜访的学者共进一餐；若是天色已晚，还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当他们离开时还要为他们提供路费。多数教师一想到这些都感到害怕，因为那些人既不讲理又无良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耍出花招或是想出毒计来榨干自己的钱财。如若这个教师是一个知识渊博、身体强壮的好老师，他也许不必害怕，但若他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就肯定会被敲榨一番。比如，一个游方学者在上课时间走进教室，他瞥了老师一眼，见到的是一副穷酸样、比自己强不了多少的人，于是他立刻摆出一副严厉而不满的架式，说道：“你没有权力做这些孩子的老师，因为你学识平平，没资格教他们，我想考考你，看你是否称职。如果不，那你最好马上离开，让我来接替你的位置，水平高的应该留在这里。让我们现在就来决定这个人是你还是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中国，如此随便的行为是不会发生的。上面这一番话在那位可怜的老师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和这个聪明的无赖较量，只好匆忙地和他协商，拿出许多钱来摆脱他的纠缠。游方学者走了，他那灰白色的脸上带着狞笑，洋洋自得地直奔烟馆而去。在那里，在鸦片的烟雾之中，想着那个使自己现在能够痛快淋漓地过足烟瘾的聪明办法，他渐渐睡着了。 　　我在上面所描述的这种学校至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大量存在着。政府兴办的学校，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在大城市和重要的城镇里才有。那些渴望获得知识，并希望借此能够在政府内谋取职位的孩子们都聚集在各种学校里，当然还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来这里学习的。这些学生都能按要求支付不断增长的学费。 　　不是每个家长都能供孩子去政府办的学校里读书。有的人则希望学点知识以应付算账之需，这种人对传统的教育体制是感到满意的。 　　总有一天，新知识的影响力会遍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学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发生这种变化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在新的共和体制下，学校无疑会比在旧有的民办体制下发展得更快，也更正规。在民办体制下，政府不会对孩子们的教育采取任何措施。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总体上还在继续沿袭过去就存在的那种教育体制。不这样做又能怎么样呢?培养出新一代的教师，使新的教育方法被无数的中国学校所接受，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旧的状况还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直到有了足够的老师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