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亮点”
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大争论，最终以中国的持续稳健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而平息了这场争论。然而，自2001年以来，一种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起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他还说，看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看科幻小说。200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索洛在香港的一次亚洲投资会议上预言，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认为，“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怎么可能办得到？”更为直白唱衰中国的莫过于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了。2001年7月，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
针对又一波有关中国经济的“崩溃论”，国内经济专家和学者都一致地给予了反驳，国际上也有相当数量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对此论调表示了不解。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健康的，尽管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
1.2002年经济的表现
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883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52982亿元，增长9.9%；第三产业增加值34533亿元，增长7.3%。
价格总水平小幅下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农村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3%；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2.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0.2%；居民消费价格中，服务价格上涨1.8%。
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7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4780万人，增加840万人。年末国有企业下岗未实现再就业职工人数为41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05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比上年末增加0.4个百分点。
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3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742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年末1美元兑8.2773元人民币。
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电信、民航、电力等垄断性行业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形成，军工企业改革和脱困工作稳步推进；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粮棉流通体制等改革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逐步扩大，取得明显成效。西部大开发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明显加快；农业生产加快向区域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提高；商业流通手段不断创新，现代流通方式发展加快。
2.展望2003年的中国经济
刚刚过去的2002年，中国经济实现了8%的惊人增长。经济专家们乐观地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将开始新一轮起飞。如果不出意外，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可达7.9%至8.2%。
经济运行的态势，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专家还是政府官员，在分析2003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时，大多认为国内外大环境整体比较有利。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2.8%，2003年将达到3.7%，世界经济自2001年陷入2.2%的增长低谷后出现转机，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全球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经济出现回升势头，虽然复苏平缓，但缓慢爬升、总体好转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003年的中国国内环境也是比较有利的。专家们指出，今年是中共十六大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政府换届的第一年，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会进一步高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郑京平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特别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的集中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资金储备都有了高速的发展，足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2003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在全国蔓延开来，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经济自不例外。因此，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向如何，还能否保持较高的增长纷纷提出疑问，并展开了一场全球性的大讨论。
（1）SARS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际结果好于预料。
2003年5月初，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统计局分别公布了2003年4月份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及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这也是国家统计局首次按月份公布全国经济增长率，使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SARS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开始显露，但影响相当有限，比人们想像的或预计的小得多，随着SARS疫情的发展，可能在5月份或者6月份对经济增长影响进一步扩大，但是众多经济界专家和学者仍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SARS疫情重灾区的北京、广东经济增长表示乐观的看法。
2003年4月份，我国经济增长率为8.9%，比一季度经济增长率9.9%下降1个百分点；按此数据计算，2003年1～4月份我国GDP增长率为9.65%，比一季度低0.25个百分点。这表明，SARS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但相当有限，只有0.25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SARS疫情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能还会在5～6月份进一步显现，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一个先高、中低、后高的趋势。但是我们宁可把冲击影响估计的严重一些，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果断有力一些，才能有效应对SARS危机。为此国务院于2003年5月6日提出的8项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是十分必要、及时和富有针对性的。
（2）SARS难阻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看好中国未来。
由于SARS的爆发，2003年4、5月以来，全球许多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都相继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稍加分析就可发现，其调低的幅度都相对较小。如亚洲开发银行仅将2003年中国GDP的增幅下调了0.2个百分点，而全球8家主要投资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仅从7.6%下调至7.4%……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国际经济机构几乎一致地表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其中，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明确指出，“SARS对中国将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走势”。而瑞银华宝更是提出，在SARS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中国将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
与此同时，众多跨国公司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据统计，即使是在SARS疫情最为肆虐的2003年4月份，北京市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仍然达到了143家，同比增长了53.8%；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也达到了2.23亿美元，同比增长50.7%。而摩托罗拉、诺基亚、沃尔玛等跨国集团的新建项目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正如德尔福集团政府事务总监约翰•安德森说的，“尽管我们对SARS疫情密切关注，但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将一如既往。”
这些权威的、活生生的事例让“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亚洲金融危机还要严重”、“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等声音，显得格外孤单。是什么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似乎可以从最近一段时期国际舆论以及经济学者、企业家们的言谈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首先，中国对SARS的控制已走上正轨。
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首先就建立在他们对中国政府及时控制SARS疫情的信心上。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郑杏娟指出，如果SARS在2003年第三季度内得到控制，则不会对第四季度的投资活动造成显著影响。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克•拉迪也认为，尽管SARS大面积扰乱了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如果在近期SARS能够得到控制，中国今年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幅度。
目前，随着我国政府防治SARS措施的不断加强，特别是2003年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对香港和广东发出的旅行警告，以及前些时候WHO专家斯爱伦作出的“鉴于中国对SARS防控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对疫情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SARS疫情严重加剧的情况”的肯定评价，这些假设的前提正在逐渐成为现实。2003年6月23日，中国内地SARS疫情最严重的北京也已正式向WHO提出撤销旅游警告的申请。斯德哥尔摩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兰伯特也指出，中国政府对SARS的预防与控制已经走上正轨。从经济层面上看，虽然一些产业部门会暂时受影响，但影响将仅局限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在2003年第三季度将完全恢复年初迅速增长的势头。因此，中国仍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其次，SARS不会动摇中国经济的根基。
2003年5月的《远东经济评论》指出，SARS“是一场影响到经济的危机，而不是一场经济危机”。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点主任陈智琦教授则进一步分析指出，SARS属自然灾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动摇不了中国经济的根基。
在北京，法国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施荣乐认为，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得经济调整回旋余地比较大，因此SARS对中国经济暂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说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其新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的警醒》中则分析指出，SARS的影响至今似乎主要局限于中国的服务行业，而中国经济并非以服务业为主。高盛公司提供的数据则表明，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农产品都就近销售，占GDP14%的农业有可能免受太大的冲击。瑞银华宝的中国策略师陈昌华认为，SARS疫情对消费的影响仅限于如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有限。香港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一个月里，也曾出现消费明显下降的情况，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消费即出现回升。AC尼尔森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在SARS爆发前一直很高，这种全国上下共同的乐观情绪不容易被改变。
第三，不进入中国市场，损失是无法承受的。
2003年5月，《华尔街日报》曾登载文章指出，SARS所引发的危机并未夺去中国经济长期的光彩。相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被视为一个罕有的亮点。
在北京有很大投资项目的爱立信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亨利克•斯万伯格也强调：“SARS对我们在华的投资计划没有负面影响，对我们在中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这里有着独特的中国速度。”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施荣乐也认为，目前中国的消费潜力很大，各项经济指标开始逐步走向世界前列。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家乐福关注的投资目标。家乐福在中国的拓展计划将如期进行。德国工商会主席约尔格•武特克则说：“我们谁都没有考虑取消对华投资计划。中国经济在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方面已经变得很具竞争力。”
对于国际投资者的这种坚定和热情，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中国市场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的强劲吸引力依然存在。而《远东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材料和廉价技术工人这些吸引各国公司的因素，要比SARS的影响更持久。国际投资如不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才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
第四，中国政府的果敢面对。
突如其来爆发的SARS疫情，可以说是对我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为遏止疫情发展、稳定市场、拉动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在“非常时期”表现出了异常果断、总揽全局的风采与魄力，赢得了全世界的肯定与赞赏。
美国商会执委会主席史提夫•温安洛于2003年5月指出，美国企业界非常满意地看到中国政府面对这场罕见的疫情所表现出来的负责态度。中国政府迅速、果断的措施为贸易伙伴、雇主及投资人树立了信心。
《欧洲时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在本次的抗SARS战役中，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中国人如果能扬长避短，锐意改革，SARS必将成为推进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宝贵契机。
更有不少著名的国际学者指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奋起应付危机，反映出他们崭新而独立的领导能力。而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战略上极具重要性。中国新领导层对SARS初期危急局面的处理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
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的评论代表了很多国际舆论的共同声音。这篇评论指出：这次SARS危机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卫生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卫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不再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SARS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已经显示出大刀阔斧的决心。抗击SARS，将使中国人更加深邃地融入世界。
打破“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还是严重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还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套问题，而是有两大套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
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由此可知，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再加上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的许多问题很容易就会被世界所瞩目。如坏账、失业和等待就业人口、国企下岗人员、收入差距问题等。
认识到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我国已经进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并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却没有崩溃，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肯定不会，反而仍在持续高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什么？
其实，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初已经是经济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的经济，90%以上的人口都是国有企业职工，100%的人都享受社会福利。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改革之初，我国有80%的农业人口，因此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在我国超不过20%。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80%的社会主义，农村人口也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
然而，由于我国不是一个高度工业、高度国有化的经济，改起来也就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实现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实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断推进改革，中国就能够实现“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问题之一：关于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存在的社会贫困化问题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社会犯罪率也在提高。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这里是指扣除了其他因素——腐败、公正，完全根据经济因素来推断的——加上其他因素问题则会更复杂。
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苦、最穷的人群，但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于农业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降低了，纯粹农民的收入在最近两年出现了绝对下降。但对于许多农户，只要其家庭当中有外出打工者，非农收入的增长，总收入还是会增长的。
中国过去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加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下岗职工总数至少有4000万人。但是，中国没有因为下岗发生大的动乱，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感觉到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们收入变化所显示的那么大。
因此，我国现在不是不存在绝对贫困化，而是规模不是很大，社会反感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改革进行到现在，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仍然相对来讲还能保持稳定。但是，政府必须看到潜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问题之二：关于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问题体现在我们说了多年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上。“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又为农业人口。
我国只有7%的耕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是使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中国农业现在不能用集约化生产，也并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因为过剩的人口没有出去，这些土地还在支撑着庞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已不现实，因此，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在过去两年中收入仍然在增长，也正是因为农民在不断地转变出来，在非农产业里获得了新的就业岗位。
问题之三：关于地区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很严重，但是，地区差距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国并不存在分裂的倾向，而且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愿意统一的时期。因为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先进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各个地区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寻求市场的一体化。两年前，香港对于与大陆合作建设经济开发区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则积极性很高，就可以看做一个例子。
此外，我国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人口的移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如果未来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目前的经济，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这一部分流向了内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产值）规模一定会比其GDP少，而内陆地区加上这一块（等于从沿海地区流入的），GNP必然会增加。
在开发西部问题上，对于政府投入我们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当前，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内陆地区比如青海、甘肃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不可能达到与沿海地区一样的规模，仍然会存在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我们真正能消灭的差距。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
问题之四：金融问题
国际上讨论的中国金融问题，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其次还有政府债务。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5%左右，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000多亿元资产，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35%～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比如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6%，还是10%、1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没有挤兑，反而还在往银行里存款。根据最新的数据，我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而且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因为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这个意义上，这属于“准国债”。所以，这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实施了五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是16%左右。16%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达到90%，日本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40%。
因此，银行坏账加上国债，相对来讲，我国并不算太高。如果再加上另一块——外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是比较低的，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是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这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是在警戒线以内，也是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资本账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目前已达到3600亿美元左右。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问题长期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危险也就经常会存在；而在问题不断地解决过程中，中国经济却又在持续地增长。因此，总体上看，中国总有问题，但又总不崩溃，崩溃论也就总会有市场。然而，我们的任务，则是不断地去推进改革，确保中国永不崩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