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对陕北高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的吴儿堡家族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当毛泽东率领他的红色队伍，由甘入陕，那胶鞋、布鞋、草鞋，或者赤脚板儿开始隆隆踏响这块高原的时候，在距吴起镇不远的吴儿堡，杨作新的妻子荞麦，正感到腹部一阵阵剧痛。 　　按照民间的说法，贵人来临，必有大福。这块高原封闭得太久了，这块高原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了，在人们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从庄前的大路上匆匆经过，况且带着两万五千里遥远的祝福。所以说出生在这个时辰的这个孩子，委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荞麦的妊娠期，基本上是在吴儿堡度过的。尽管男人不在身边，但是善良的杨老太太和同样善良的杨蛾子，对她进行了也许是人世间对一个孕妇最好的照顾。当杨作新带着自己已经显形的妻子出现在杨老太太面前时，杨老太太精神突然为之一振，她明白自己不能再继续衰老下去了，因为有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她的生命在暮年的时候放射出一阵奇异的光彩。从那一刻起，她就承揽了照顾孕妇的一切责任。做荞麦喜欢吃的饭食，拆洗荞麦替换下来的所有衣服，忙窑内窑外一切力所能及的活计。而当休息的时候，她的身子闲了，眼睛和嘴巴却没有闲住，她睁着昏花的老眼，跟踪着或在炕上坐着，或在地上站着，或在�Ｅ仙仙寡粞舻能衤螅�根据自己的经验纠正着荞麦的所有不利于腹中胎儿的姿势。这时，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在整个妊娠期间，除了吃饭需要自己张口以外，荞麦不干任何事情。她于心不忍，于是便帮婆婆烧一阵火，或者帮小姑子把一背柴从背上卸下来，或者偷偷地挑起水桶，到泉边去担水。每当发现她在抢着干活时，杨老太太便立即抢上前去，将她拉回窑里，接着便开始骂杨蛾子，她认为这是杨蛾子没有尽到职责。直骂得杨蛾子眼泪汪汪，才算罢休。荞麦见自己并没能帮小姑子干些什么，倒是常常惹她们母女俩怄气，于是就不再下炕了。她也是受苦人出身，坐在炕上闲不住，便央蛾子扯了些花布，开始针针剪剪，为那即将出世的小生命缝制小衣服。 　　这次杨老太太没有阻拦她，一则这些细活不会伤着肚里的孩子，二则这其实也是母亲的天职。见婆婆不再制止，荞麦就大胆地做起来，一边做一边红着脸唱歌。到后来，她的双脚因为妊娠反应而浮肿，穿不进去鞋了，从此便安安宁宁地坐在炕上。她先为那未来的小生命做了一身小棉衣，因为他或她降临人间时，就是冬天了，接着又做了一身夹衣。当衣服做完后，她又细针密线，为他或她缝制了一件红裹肚。最后，她还做了一双老虎鞋和老虎枕头，按照惯例，这两件，是当孩子满月的时候，由孩子的娘舅来送的，可惜荞麦家里没人了，所以她提前自己做。 　　这天早晨，太阳冒红的时候，杨岸乡出生了。一个通体粉红的孩子，正在接生婆怀里，伸胳膊乍腿。他的头发黑油油的，沾了些血迹和羊水，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于是伸出小手，在脸上使劲地抓挠着，试图借助手的力量，将眼皮掰开。他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眼睛睁开了，最初像在地里潜伏了很久的瞎狯的眼睛，渐渐地，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他看见他的母亲脸色苍白，下身满是血，疲惫地蜷曲在炕的一角，那神情，好像经历了一次路途遥远的长征，终于在吴起镇的一孔窑洞里歇了脚似的。他看见他的祖母正在笑着，神经质一样地笑着。他看见他的美丽的姑姑，正坐在灶火前烧水，火光映着她的脸，脸上出现一种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严峻。接着，他听到剪刀一声响，随之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于是扯开嗓子，大声地、毫无忌惮地啼哭起来。 　　接生婆麻利地剪断了脐带，将脐带的一头，塞进杨岸乡的脐窝里。另一头，放进胎衣。做完这一切后，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坐下来，喘口气，吃了一碗杨老太太专门为她做的荷包鸡蛋。吃饭的时候，她用筷子指着那刚刚从杨岸乡身上褪下的胎衣，吩咐杨蛾子就在窑洞里挖个坑，将它埋了。她说杨家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看好这个衣包，并且为埋藏的这个地点保密，不能让孤魂野鬼知道，更不能让野物叼了去，这是规程。 　　吃完荷包蛋，接生婆接过礼钱，就要启程了。这时，她从怀里掏出一只已经刮得不成形状的鹿角，进行她接生工作的最后一道程序。她要杨老太太拿来一片新打碎了的碗的瓷片，开始刮那只鹿角。鹿角白色的粉末，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一只碗里。接生婆安顿说，将这粉末，用开水冲了，给娃他妈喝，催奶。 　　接生婆走的时候，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走到布包跟前，看了一眼布包里的婴儿。她的最后一眼是落在那小脚丫子上的。她注意到了婴儿左脚的小拇指是通红的、完整的一块，于是笑着说：一个匈奴崽子！ 　　接生婆刚走，杨老太太便拿起接生婆刚刚用过的剪刀(剪刀刚才杨蛾子在锅里用开水煮过)，从荞麦的红裤带上，剪下一截头儿。她搬过一个凳子，将这红布条儿，挂在了窑门门楣的那个闩眼上。这红布条是个标志，表明这家有喜了，对于来串门的闲人来说，他不该再进这个屋子了，以防冲了月子，也提防孕妇的脏血给带来晦气；而对于那些在山野间四处游荡，无家可归、无法托生的孤魂野鬼来说，这红布条则是对它们亮起的红灯：那生命尚且稚嫩，不许它们来打搅他。 　　当杨蛾子吭哧吭哧地挖地皮、埋衣包的时候，杨老太太出去了一趟，她央村里一位手巧的妇女，铰了一群手拉着手的“抓髻娃娃”，然后把这些“抓髻娃娃”，在窑沿的墙壁上，贴成一行。在贴剪纸的时候，她想起了她的第一个儿媳妇灯草儿，她没有忘记灯草曾是个剪纸的好手。 　　给永宁山捎了话，杨作新没有回来，只给家里捎来一点钱，还给这个红扑扑的小生命捎来一个大号。有这些就够了，窑里的三个女人知道，杨作新在外面干大事，他不回来自有他不回来的道理，所以她们没有埋怨他，彼此之间反而说着一些为他辩解的话。由于窑里没有男人，这桩庄严的事情，它的庄严成分显然显得不够，如果家里有男人就好了，即便他只蹲在窑门外抽烟，一句话也不说，一件事也不干，但只要有他的存在，好像有一堵墙立在那里一样，家里的其他人心里便会感到踏实。 　　荞麦喝了用鹿角粉末冲下的水后，奶水便像涌涌不断的山泉一样的了。奶水很多，很丰富，胸前鼓起了两个颤巍巍的大包。奶水除了满足供应杨岸乡以外，显然还有许多的剩余，所以涌涌不断的奶水，憋得荞麦的奶头生疼，鼓鼓的奶头，轻轻用手一碰，就“惊”了，如果荞麦的怀敞着，这奶水一下子会射出好远。 　　既然这里提到了奶头和奶水，而且是荞麦的奶头和奶水，那么，我们不妨插一句闲笔。未来的某一天，当杨岸乡推开肤施市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的门，为他的父亲杨作新的冤案奔走时，接待他的中共肤施市委书记黑寿山，记起了杨作新这个名字，并且谈到了记忆中的杨干大的许多事情。他当时还不知道这荞麦就是杨干大的妻子，他的杨干妈。当知道了这些后，他也谈到了荞麦的一些事情，并且着重谈了荞麦的奶头和奶水。 　　一九四七年著名的延安七天七夜保卫战中，黑寿山当时是指导员。那一次战斗损失惨重，他也负了重伤。火线上下来的伤员，要经过一个叫小镇的中转站，稍事包扎，然后分期分批转移到后方医院。伤员流血过多，口渴得难受，可是又不能喝水，一喝水，血又会汩汩地流出来；在没有手术之前，就会死去。于是，地方政府从周围村庄，招集了一群奶娃娃的妇女，分期分批给这些重伤员喂奶。这批妇女一共有二百名之多。黑寿山永远忘不了，一个面色黝黑的妇女，将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他嘴里的情景。那时他正发着高烧，处在昏迷状态，嘴里不停地喊着“冲呀”之类的字眼，突然，他感到嘴里塞进了东西，那东西仿佛记忆中母亲的奶头，于是他停止了呼喊，开始拼命地吮吸起来。立即，一股清凉的、稍带咸味的汁液流进他的喉咙。他的眼睫毛被血糊住了，凝固的血又将上下眼睫毛结在一起，因此，当他清醒过来时，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细缝。透过细缝，他看见了一张黝黑的脸，看见了那脸因为痛苦而抽搐，后来，他用手在嘴角抹了一把，才发现他吮吸的原来是血。那女人的奶水也许早就被别的伤员扎干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奶水，她所以应募而来，只是出于一位劳动妇女对革命的感情和对战士的感情。他记下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她叫“荞麦”。嗣后，大反攻时，他率领部队路经这个镇子，他打问那名叫荞麦的女人的消息，镇上人说，那女人已经害病死了。他打问荞麦埋在了哪里，他好去祭奠一下，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他确切的位置。部队正在行进中，不便停留，于是，年轻的指导员同志，双膝跪倒在小镇石板街道上，“咚咚咚”地叩了三个响头，算是对这位陕北大嫂的遥祭。 　　不说那未来发生的事情了，那毕竟还有些遥远，而如果时间的流程流到那个时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故事行进到那个时间空间时，相信我，亲爱的读者，我自然会浓墨重彩的，而此刻，我们说的是吴儿堡的事，是襁褓中的杨岸乡，是乳汁尚像山泉一样奔涌的这位年轻的母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这侍候月婆子的事情，是由娘家妈来做。荞麦的娘家没有人了，这项工作便由杨老太太承担起来。对于杨岸乡，这个还只会啼哭的小生命，杨老太太也像当年他的外婆对待杨作新一样，从杨岸乡吃第一口奶的时候起，便开始对他施展起了家法。 　　陕北人的体型，颀长而又健美，两条笔直而又笔直的长腿，挺拔的腰身，很不突出的、几乎与腰身与大腿成一条直线的臀部，当他们在最初没有因为劳动而破坏体型时，给人以“玉树临风”之感。至于陕北人的脸型，我们相信由于上边对杨作新、对刘志丹、谢子长的描述，以及读者心目中的那个横行天下的李自成的虚幻的印象，已经有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对面孔的另一面，即脖颈、颈窝，以及后脑勺，还没有来得及细说。陕北人的脑后部分，其实也很耐看，他们一般没有颈窝，后脑勺也不突出，也就是说，从肩部，越过脖子，直达囟门，仿佛笔直的一条线，平整的一个大陆板块。因此给人的感觉，十分俊美，并且有一种男子汉的豪迈的成分。如果，如果再配上一头浓密的猪鬃一样的黑发，如果在头顶再用白羊肚子手巾扎成一个英雄结，那么，当这样一个男人，反剪着双手，跟在一个毛驴后边，腰身一闪一闪地向你走来时，你会想起苏格兰诗人彭斯那“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高原，我的漂亮的高原大汉”的诗句。 　　陕北人的这种体型特征，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遗传因素，但是，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却在于当他们还处在哺乳期时，他们的体型便开始受到严格的控制。 　　杨老太太将杨干大当年衿的那条腰带，扯成一绺一绺的布条；将杨岸乡的两条腿并拢，两只脚并齐；然后用这些布条，嗖嗖地缠起来。这时候婴儿的骨骼，还没有变硬，因此，一段时间后，婴儿的骨骼定型，就成笔直笔直的了；两条腿并拢，中间连个虱子也爬不过去。对腿的部分如是处理，那么对头部呢？婴儿的头更软，脑门顶上，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个窝窝，透过半透明的皮肤，甚至能看见皮肤下面的血管和骨骼。那只荞麦缝下的老虎枕头，杨老太太没有用它，那只是装饰品、吉祥物，孩子能坐起来时，抱在怀里当玩具用的。她现在另外缝了一个小枕头，枕头里装上了小米。小米凉，这样孩子不会上火，小米又相对来说比荞麦皮坚硬，这样孩子枕着它时，可以使后脑把子变得平直，还可以挤压头部，使天庭饱满，而“天庭饱满四方平”被认为是一种“福相”。杨岸乡枕上这样的枕头以后，头型自然在向理想的方向慢慢变化，而杨老太太还不满足，担心荞麦不会管理，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头向两边偏，这样后脑勺便不会平整了。于是，她又找来些杨作新当年用过的旧课本，分成两摞，分别挡在枕头的两侧。 　　说话间满月到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来说，这是属于他的第一个节日。这天一早，荞麦将红裹肚、小棉衣、老虎鞋，找出来给杨岸乡穿上。然后，她自己也找了件干净的衣服穿上，抱着孩子，坐在了炕沿。衣服有些小了，紧紧地绷住她的身子。经过这一个月，这母子俩仿佛罩窝的母鸡小鸡，现在满了月子，该出窝了。 　　这天，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了代表，来为杨岸乡祝贺满月。有的人用粗布手帕，包了几个鸡蛋，有的人从腰里摸出几块铜板，有的人带来一张羊皮，有的人带来二尺白洋布。礼物都很轻，都有一些寒酸，但是乡亲们的心意是真诚的，他们真诚地祝福吴儿堡村添丁加口，他们为这个古老的家族，将又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诞生而高兴。 　　杨老太太也不吝啬，自从杨作新成了公家人以后，不管怎么说，她的经济来源，较村里人要宽展一些。杨岸乡满月，这是一桩大事，同时，也是一个显富的机会。杨老太太，从村里请来两个厨子，又让厨子，在窑门口临时搭起锅台，杀了自家的一只羊，五只鸡，又让憨憨，从集镇上，买回来半扇猪肉，再用自己的两筐洋芋，换回来一捆粉条，就这么些吃食，交给厨子，尽意去做。待客的场所，放在窑院里，桌子凳子，是从前庄小学借来的。虽然已经是初冬了，可是这里地势向阳，中午时分，阳婆婆一照，倒是十分暖和。村上的人们，见杨老太太这样实心待人，也就不再拘束，面对满桌美味佳肴，放开肚皮，尽情享受。三杯酒下肚，猜拳的，行令的，唱酒曲的，异常热闹，间或，路过官道的要饭吃的，听到这里的嘈杂声，也赶来凑热闹，搅红火。要饭吃的，拄着根棍子，搭着个褡裢，站在桌子旁，眼睛盯着桌上的饭菜，嘴边一边流着涎水，一边倒核桃似的，说出一长串莲花落。杨老太太倚在门框上，听着这些祝福词儿，眼睛笑成了一朵花，她觉得自己真是活成人了。对于那祝福词，她耳朵背，只听出其中的两句———“生下女子赛天仙，生下儿子中状元”，光这两句，就足以使老太太乐不可支。她忙不迭地唤杨蛾子，要她掬一碗肉粉汤，外加两个花点馍馍，给这位要饭吃的干大送去。“可惜死老汉命薄，看不到这些了！”杨老太太想。 　　杨老太太还破费两块大洋，请来了一班吹手。在陕北，即便家里再穷，即便这孩子命再贱，逢满月这天，吹手是不可少的，唢呐声是不可没有的。确实请不起的话，便由这孩子的父亲，举着自家的唢呐，站在�Ｅ仙洗瞪狭缴�。 　　按照一位民俗学家的考究，陕北人的一生，三次与唢呐结缘，一次是过满月，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抬埋上山。唢呐那高亢的凄厉的辉煌的哭音，将三次在窑院里响起。三次吹奏，其实都是一个主题：我已生，我已死，我将婚将嫁，并添丁加口；我用这富有穿透力的唢呐声向这个麻木的世界宣告我的已经存在和曾经存在，张扬我的自我；我用这高亢的音律扩张我的渺小，从而不至于被这单调的背景吞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次吹奏其实是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三次抗议和威胁，人类在这宗教般的旋律中得到陶醉，从而继续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去。 　　一班唢呐手，站在杨家窑院的�Ｅ仙希�对着吴儿堡川道，对着那条南达肤施城北达北草地的官道，对着眼前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拥拥挤挤的群山，运足气力，鼓出腮帮，猛烈地吹奏起来。他们擦得明光锃亮的铜唢呐，在初冬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唢呐把手上的红缨缨，像火苗儿一样在胸前荡漾。也许是因为刚才喝了两口开场酒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现在太用力的缘故，血往头上涌，他们每人的脸色，都像猪肝一样，像成熟了的杜梨果一样，成了酱紫色，并且沁着汗珠。 　　唢呐声在满川道里回荡，唢呐声在浮山上回荡，唢呐声在这家三孔土窑的四周回荡。在这无处不传无疆不届的唢呐声中，荞麦抱着她的孩子，由杨老太太领着，挨着桌子，向前来贺满月的人回谢；而乡亲们，也同样报以吉祥的语言。 　　杨作新仍旧没有回来。他不回来不要紧，只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他的在场，无法解决。按照习惯，通常在这一天，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指定一个“干大”。如果杨作新原来就有换帖儿的“拜识”，那杨岸乡的干大，不用说，就是那拜识了。他会主动的，在生日这天，备一份厚礼，再请细石匠，凿一个石锁，给孩子带上，当着众人的面，认下这个干儿。如果事先没有拜识，那么在这满月筵上，随便指定一个，也是可以的；好朋友会认为这是抬举他，当即就慨然应允。可是这天，杨作新没有回来。怎么办呢？荞麦和蛾子，自然都不懂这个礼势，独有杨老太太，见热闹的场面，缺了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心中不免着急。 　　事有凑巧，那个憨憨，受杨老太太差遣，上了镇子一趟，回来后窑里窑外，又忙活了一番，后来见众人落座，于是就拣一条旧些的凳子，坐了。吃饭的当口，他见来贺喜的人，都或多或少，手里不空，于是满身不自在起来。他说他要上茅坑，抽身回了趟家。憨憨的家里太穷，他在家里翻腾遍了，也没找见一件可以拿上席面的东西。正在着急，瞅见了地上扔着的一堆石刻，于是信手摸了一件，重新返回杨家窑院。 　　这是一件石锁。底下一个石座儿，上边是一头袖珍狮子，狮子的前后腿，蹬在石座上，中间的裆部，留下一个空隙，恰好是个旧式锁子的形状。原来这憨憨，虽然别的心眼儿塞着，可这一窍洞开，平日上山拦羊，闲着没事，找一块细青石，一个人躲在山圪崂里，又凿又刻又磨，所以手下出了许多这样的巧活儿。 　　众人见了这石锁，都喝一声彩，叫道：“好手艺！”杨老太太接过石锁，也明白了，这是天意，杨岸乡的“干大”，看来就是他了。随之叫过抱着孩子的荞麦，要她过来，让儿子给干大叩头。杨岸乡还小，自然不会叩头，这事就由荞麦代了。而荞麦在称呼憨憨的时候，也就借儿子的口吻，称他“他干大”。 　　干大在这个满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给这石锁上，绑一道红绳，并且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都要加一道，直绑到十三根红绳，也就是孩子虚岁十三岁上，才算监护完毕。眼下，这红绳杨老太太早有准备，于是拿出来，让“他干大”给系在狮子的脖子上了。这桩事儿结束，憨憨重新找到自己的旧凳子，再去吃筵席，不提。 　　满月一过，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杨家窑院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全家人齐心协力，养家糊口，打发着沉闷的日月。只是较之以前，窑里窑外，有了孩子的笑声和哭声，这孩子给这三孔土窑，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也使这窑里人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一朵朵红云飘得远”。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革命势力日重，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夹在两块根据地之间的吴儿堡，一夜之间，也成了红区。镇上成立了苏维埃，村上有了革命政权指定的村长，这个偏僻的吴儿堡，也热闹起来。 　　说话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岸乡七个月坐、八个月爬、十个月打能能、十二个月上走路，等到这时，已经会迈动小腿，扶着墙壁，窑里窑外地乱蹿了。这时候杨作新捎来话。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和平接收肤施城，杨作新重新回到肤施，担任了职务。他在城里，租了间平房，要荞麦领着儿子，进城去住。杨老太太接到这个讯儿，心里自然舍不得孙子，可是转念一想，杨作新如今又红漾了，况且做了大官，如果荞麦不在身边守着他，难免这小子哪一天昏了头，又向吴儿堡发来一封休书。想到这里，就叫杨蛾子，去找村长，以红军家属的名义，要村长派一个公差，用毛驴送荞麦母子上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作新行色匆匆，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高原后的所有重大活动。当然他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后来的那些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文献中，对他的名字很少提及。 　　儿子过满月那天，他原来是准备回家一趟的，可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洛河川的象鼻子湾举行的会师典礼，他参与了筹备工作。典礼一完，这时候赶回吴儿堡还来得及，结果突然战事又发，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所属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并骑兵军，趁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子午岭旁边的直罗镇，组织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几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原先都不熟悉，所以杨作新忙前忙后，四处奔跑，做了个联络官之类的角色。 　　这以后，以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陕北第一重镇肤施城为圆心，红军纵横驰骋，在陕北高原上，兜了几个圈子。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先后在谢子长的家乡瓦窑堡，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建立起临时红色首都。东征战役时，毛泽东东渡黄河，得胜回营后，还在清涧袁家沟，小住过一段日子，并且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那个小小的陕北高原山村，写下了一首关于“雪”的诗词，词牌名是《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成为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将军，曾在肤施城南门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讨东北军将其辖地肤施城，让给红军事宜。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件事有了结果。于是，时隔一个月零一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张学良部撤出肤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肤施。肤施城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见正规军走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站在肤施城头，放了两枪，然后仓皇逃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肤施岁月，于是从此开始。 　　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赵半城”，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郭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赵半城”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①，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①。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 　　原来这死难的陕北红军一部，正是当年后九天杨作新收编的那支武装。消息传到肤施城，杨作新听了，不免发几句牢骚。杨作新这些年在陕北各地奔波，军队里或者地方上，都有不少熟人。那些有情绪的人，到了肤施城，不免要到杨作新的家里去，发泄不满情绪。而不知好歹的杨作新，自命根基稳固，听了这些话，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表示同情。久而久之，杨宅以及杨作新本人便引起了当时已经成立的边区保安处的注意。乌云已经笼罩在杨作新头上了，可惜他还不知道。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美髯公周恩来，应张杨二将军之约，前往西安议事。于是他乘了一辆爱国华侨陈嘉赓先生赠送的旧卡车，携带张云逸将军并副官陈友才等人，离了肤施，前往西安。行至距肤施城五十华里的大劳山时，突然遇到一群土匪袭击。土匪明确的目标是周恩来。副官陈友才和几个警卫员冒死相救，全被打死在卡车前，周恩来、张云逸钻入大劳山丛林，得以逃脱。按说，山林是土匪的天下，纵然周恩来腿快，也如何得以逃脱？原来事有凑巧，那天副官陈友才的上衣口袋里，恰好装着周恩来的一张名片，土匪来到路上，从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名片，断定这就是周恩来本人了，于是不再追赶，重新缩回了山林。周恩来脱险后，找到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骑兵部队，被护送回到肤施，不提。 　　这桩周恩来劳山遇险案，当时在肤施城里，引起极大震动。事情后来虽然查清了，是一帮政治土匪所为，而骨干分子，就是被红军赶出城的当初肤施城中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但是在当时，边区保安处立案侦查以后，却把杨督学作为主要怀疑对象。个中原因，当然是杨作新当年在后九天时，曾经与陕北地面各路土匪，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同时查出，那支红军崖遇难的部队，竟是当年后九天改编过来的武装，诸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决定对他下手。只是杨作新是陕北同志，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先没有动他，只是等待机会。 　　是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干部训练班。其时国共两党，已因西安事变为转机，达成“合作抗日”的谅解，所以这次训练班，也给肤施城分了一个名额。机会来了，通知到时，便由当时的神秘人物康生，直接与杨作新谈话，安排他去庐山受训。杨作新当时还蒙在鼓里，鼎鼎大名的康生找他谈话，他应该有所觉察，明白此行不同寻常。可是他毕竟见识短些，觉得这是一件光耀的事，于是慨然应允，稍事收拾，便直赴九江庐山。 　　算起来，杨蛾子这一年，已经满二十三岁了。她像一朵山乡里风吹雨打的野花，在迎风怒放着，娇艳，健康，善良，美丽。爱神并没有久久地冷落她，它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那合适的、杨蛾子可心的人来叩击她的门扉。前面说了，这个野姑娘，她继承了吴儿堡家族相貌上的一切优点：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对双眼皮，白皙的面孔上，两个高颧骨，颧骨上停两朵红晕，尖下巴，有些消瘦的面颊上，时隐时现出两个酒窝。较之前两年，她的胸脯丰满了许多，皮肤上也呈现出一种羊脂般的光泽，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掉她身上青春的光彩，反而由于劳动的砥砺，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更增加了她的魅力和气质。 　　荞麦母子前脚刚走，当地政府，给这一带疏散了一群红军伤兵。这些伤兵是东征战役挂彩的，还是西征战役挂彩的，或者是平型关与日寇打仗时挂彩的，上边没有说。吴儿堡也分来了一个伤兵，照着装束和身份看，可能还是一个首长，一只指挥打仗用的怀表，装在上衣口袋里，链儿拴在第二个纽扣上。一头高头大马驮着伤兵，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员扶着，来到吴儿堡，将他交给村长。村长于是将这个伤兵，分配给了杨老太太和杨蛾子照管。一则杨家是公家人的家属，可以信得过，二则杨家的偏窑闲着，正好可以让伤兵在那里居住。警卫员见安顿停当了，便留下一些药品，牵着马回部队去了。 　　那伤兵中等身材，消瘦面容，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也把红军说成是“丰军”，因此可以断定是湖南人或者湖北人。他的伤是在胯骨上，一颗子弹，从屁股蛋子里钻进去，碰到骨头，便嵌进骨头缝里去了。在部队医院里，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看着没有危险了，于是便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养伤。 　　伤兵在战场上厮杀惯了，习惯了东征西讨，猛丁来到这个安静的偏僻的小村子，显然有些不适应。在这里，一切都是以慢节奏进行着的，太阳到了半早上，才懒洋洋地从东山出来，到了下午，又懒洋洋地落入西山那个垛口。一座座山丘死气沉沉地僵卧着，不见一丝绿色，好像害了浮肿病的病人的脸色。空气自然是洁净的，没有一丝硝烟，也没有一点噪音，但太静寂了，也令人生出一丝惊悸与不安。最初几天，伤兵显得焦躁，尽管杨老太太和杨蛾子做了最好的饭食招待他，但他只是吃很少的一点儿，筷子头动一下，就停了。有一次，蛾子劝得紧了，他竟使起性子，端起碗，摔在了地上，气得个杨蛾子，脸色煞白。伤兵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赶快道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津贴费，来赔这只打碎的碗。杨蛾子一甩手，抹着眼泪走了。 　　杨老太太待伤兵，像待亲生儿子一样。乡间老太婆，本来就是个菩萨心肠，加之这时候，她也以革命家庭自居，儿子杨作新在外，给共产党干事，那么杨作新的同志，从广义上讲，也就是她的干儿子。所以不管这伤兵如何烦躁、无礼，她只是小心侍候，尽自己的慈母心肠，生怕有一点慢待了同志。 　　自从那骑着高头大马的伤兵，在吴儿堡川道里一露头，杨蛾子的心就跳起来了。她的眼睛一直瞅着那骑马的伤兵，在村长家窑门口停下，才收回目光。这里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官道上常过队伍，所以杨蛾子最初以为，这大约又是过往的什么人，谁知，信不信由你，生活中果然有那种被中国人称之为“命”、被外国人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骑马的人，不是过路的，是要在这村子住一段时间的，而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偏偏这个伤兵，来了杨蛾子的家。 　　杨蛾子有了这番心事，见了伤兵，反而显出一股矜持之意。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姑娘家毕竟是姑娘家。只是这个从来不注意自己服饰打扮的姑娘，自伤兵来到家里后，从头到脚，整天穿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春二三月，地里没活，所以一天到晚，脚上不沾尘土，她还拿出自己攒下的钱，下了趟镇上，买了双洋布袜子穿上，洋布袜子穿在里边，看不见，于是杨蛾子将裤角绾起，走起路来，故意将两个脚片子踩得有了响声。可惜杨老太太老眼昏花，看不见女儿的新奇变化，而那个伤兵，只一个劲儿地惦着自己的部队，整天不是发脾气，就是一个人坐在炕沿上擦枪，或者顶着这春二三月的寒风，站在�Ｅ仙希�手扶胯骨，望着大路发呆，杨蛾子的一番苦心，他竟没有发觉。杨蛾子这一番打扮，算是白打扮了，气得她背过人，直捂着脸哭。 　　伤兵的伤口，隔几天要换一次药。伤兵说他的伤面已经结痂了，可以自己换，只让蛾子为他烧上一盆盐开水，洗伤口用。杨老太太却执意要让蛾子为伤员换药。杨蛾子前些日子当过一次担架队，抬过伤员，并且也为伤员包扎过伤口，所以说换换药，应当说不是一件难事，奈何这伤员伤的不是地方，所以杨蛾子见杨老太太说了，脸色登时红了起来，口里应承着，脚底下却不动。伤兵还是说，他自己能换，有盆盐开水，洗伤口就行了，说完，就回自己窑里去了。 　　杨老太太见支使不动蛾子，有些冒火，捡起一把扫炕的笤帚疙瘩，想打杨蛾子。杨蛾子说：“好妈妈，我怕羞！”杨老太太说：“权当是你哥哥，怕什么羞！‘揽君是君，揽臣是臣’，咱们揽上这桩事情了，就揽到底。你哥哥在外边闹世事哩，咱们家里人，要给他争脸！” 　　话说到这个份儿了，杨蛾子也就不再推辞，开始烧水化盐。那伤兵的伤口，虽说已经结痂，可是仍然有血水脓水从里边沁出来，沾在外边裹着的纱布上。换药的时候，得先用盐水将纱布浸湿，揭下来，或者用在开水里煮过的剪刀，将纱布一点点地剪掉，然后消过毒后涂上新药，换上纱布。杨老太太估计对了，那伤兵虽然逞强，可是他确实自己给自己换不了药，除了上边说的伤势本身的原因之外，我们知道，这伤也确实伤的不是地方。 　　伤兵回到偏窑后，不等盐开水端来，便真的自己给自己换药了。大约揭纱布时揭得太猛，只听从那偏窑里，发出一阵呻吟。杨老太太耳聋，没听见，蛾子倒是听真了，呻吟声听得她一阵阵心疼，这时盐开水已经烧好，杨蛾子于是不再考虑，舀了一盆，匆匆地端进偏窑去了。 　　凡事开了个头，抹下了脸，接下来就容易了。从此以后，隔三过五，不等杨老太太督促，杨蛾子总是准时给伤兵换药。伤兵的伤势一天天好起来，饭食大增，面皮也渐渐变得红润。杨老太太见了，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我们的杨蛾子，自那一次开始，也就放下了自己的矜持，又变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姑娘家。每一次换药，对她来说，都不啻是一个节日，换过一次药后，她就兴奋地等着下一次。她以一个女儿家的全部的热情和爱心，为这个伤兵大哥换药和洗伤口。而在平时的时候，她总找各种话题，令伤兵大哥开心，怕他有丝毫的寂寞，怕他产生离开这里的念头。随着伤兵的伤势渐渐好转，她开始搀着伤兵，在窑院和村头转悠。 　　伤兵也喜欢上了这位姑娘。我们知道，在换药的时候，在吴儿堡村头散步的时候，在彼此长期的踢搅中，伤兵不可能不发现这姑娘惊人的美丽，而美丽和善良结合起来，不能不打动一个钢铁般坚硬的男人的心。伤兵应杨蛾子的要求，给她讲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激烈的战斗故事，他还将自己的枪卸成零件，顺着炕沿，摆成一溜，然后闭着眼睛，用五十秒的时间(杨蛾子盯着表)，将枪全部装好。杨蛾子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看过几遍后，也学会自己安装了，开始是睁着眼睛，一边听伤兵讲解，一边往一块对落，后来，她也可以闭着眼睛，一口气“砰砰啪啪”地，将这支短枪安装在一起了。 　　杨蛾子将伤兵的皮腰带，襟在腰里，将那支擦得锃光发亮的手枪，别在上边，裤脚上，再扎上伤兵的裹缠。她往地上一站，打个立正，问伤兵，看她威风不威风。伤兵笑着说：她很威风，只是，头上的扎着一根红头绳的大辫子，和这身装束不协调，如果———， “如果怎么样？”杨蛾子追着问。伤兵说：“如果剪成个短帽盖，那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军婆了！” 　　伤兵只是随便地说说，谁知，杨蛾子听了这话，不吱声，抬脚离了偏窑，回到自家的正窑里。她从针线笸箩里拿出一把剪刀，对着那只只剩下半块的玻璃镜子，只听“嚓嚓嚓”的一阵响声，大辫子就剪了下来。等到她再一次站在伤兵面前时，伤兵惊呆了，他瞅着眼前这个姑娘说：“你真漂亮，杨蛾子！”伤兵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杨蛾子的手，但是他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快把手松开了。 　　“猴女子，你疯了！”窑外传来了杨老太太的骂声。原来，她发现了丢在炕沿上的大辫子，现在提着辫子，出来寻杨蛾子。 　　听到骂声，杨蛾子搬住伤员的肩膀，在他脸上，匆匆地亲了一口，然后转过身，一阵风似的跑了。 　　时令接近初夏了。天气慢慢地热起来。吴儿堡川道里的那条小河，开始发出淙淙的流水声。青蛙也在夜晚，不歇气地叫起来。青草开始露出地面，山冈披上了一层浅浅的新绿，在那新绿中间，往往会有一团鲜艳的红色，那是山桃花。牧羊人赶着羊群，在这嫩绿之间游弋，轻风吹来，送来羊只那撩拨人心的骚味。 　　这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喝过汤以后，蛾子陪着伤兵，在�Ｅ仙系哪肱躺献�着。最初是农人们吆着牲口，扛着犁杖，从那高高的山峁上，忽悠忽悠地过去了，接着是憨憨，赶着一群喧喧闹闹的羊只，从大路上进了村子，最后，一切便都静寂下来，只有那西天的晚霞，在垴畔上边的浮山上燃烧着，将它的玫瑰色的光芒，填满了这吴儿堡附近的沟沟洼洼，给这单调的景色，带来一种虚幻的梦境。星星也一颗接一颗地出来了，为数不多的星星，在那深不可测的遥远天际闪烁着，偶尔有一颗流星，斜斜地滑下来。 　　伤兵为蛾子讲了许多的战斗故事。作为对等原则，蛾子也为伤兵，唱了许多的陕北民歌。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十分亲密，亲密到可以唱那些酸曲的程度了。原来，在唱酸曲方面，杨蛾子也是一把好手。其实，在每一个外表一本正经的姑娘的内心深处，谁没有产生过非分之想，谁没有萌动过那种有些轻浮的念头呢？只是当她们在没有遇到可心的人以前，严格地把握自己，而将那些伴随着她们成熟过程的，给她们以耳濡目染的酸曲，毫不动容地装进心里，以便有一日对着心上人吟唱。 　　“那是一首叫《大女子要汉》的酸曲，我从十三上就会唱了，”杨蛾子盯着变幻无穷的夜空，深情地说道，“只是，我会唱是会唱，可从来没有给一个男人唱过！我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人躲在被窝，一边流眼泪，一边低声唱，或者，在山上受苦的时候，瞅瞅四下里没人，扯开嗓子吼上一阵。伤兵大哥，这歌酸着哩，你听了不要笑话我！” 　　蛾子说着，朝窑里瞅了一眼，看杨老太太不知在窑里忙活什么，并没有注意到她和伤兵，于是胆子大了，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十七八女娃门前站， 　　公鸡倒把个母鸡断， 　　女娃泪不干。 　　哎哟， 　　女娃泪不干！ 　　娘问女娃为啥哭， 　　没吃没喝有你大， 　　针线不会有妈妈。 　　哎哟， 　　针线不会有妈妈！ 　　每一段歌词完了后，都有一句撒娇似的“哎哟”作为副词。如果配上简谱，这“哎哟”是这样唱的：　。伤兵听得有些呆了，从那柔美的声音中，听出了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渴求。他对陕北话应该说有一点顺耳了，只是，这个“公鸡倒把母鸡断”的“断”字，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便打断了杨蛾子的歌唱，请教这个字。“这还不明白吗？”杨蛾子羞红着脸说，“断，就是‘撵’，就是‘赶’，就是想要……‘踏蛋儿’！”杨蛾子咽下了最后一个字眼，她不说了。不过伤兵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他说：“噢，女娃家站在自家窑门口，看见公鸡在撵着母鸡，于是动了心思。” 　　“你还让我唱耶不唱！平白无故地打断人家的话，我不唱了！”杨蛾子说。 　　伤兵见了，赶紧央告他，说自己再也不插杠子了。 　　“这就好！”杨蛾子说。说罢，续上前面的，又唱起来——— 　　叫一声妈妈你听话， 　　奴家长得个这么大， 　　不给奴家寻婆家。 　　哎哟， 　　不给奴家寻婆家！ 　　叫一声女娃我告诉你， 　　一来为你真小哩， 　　二来妈妈舍不得你。 　　哎哟， 　　二来妈妈舍不得你！ 　　叫一声妈妈我告诉你， 　　我嫂嫂和我同年岁， 　　人家妈妈咋舍得？ 　　哎哟， 　　人家妈妈咋舍得！ 　　叫一声女孩你听话， 　　你大大回来寻个女婿， 　　秋后再出嫁你。 　　哎哟， 　　秋后再出嫁你！ 　　叫一声妈妈我告诉你， 　　你和我大大同床睡， 　　我咋能等到秋后去？ 　　哎哟， 　　我咋能等到秋后去！ 　　叫一声女娃没黄水， 　　院邻家听见欺杀你， 　　不怕人家笑话你？ 　　哎哟， 　　不怕人家笑话你！ 　　叫一声妈妈你听话， 　　女娃我今年刚十八， 　　一心就想抱个娃娃。 　　哎哟， 　　一心就想抱个娃娃！ 　　歪说好说你没血鬼， 　　你大大回来要打你， 　　妈妈我不拉你。 　　哎哟， 　　妈妈我不拉你！ 　　三打两打尽他打， 　　人要眉眼做什么？ 　　我的就儿妈妈。 　　哎哟， 　　我的就儿妈妈！ 　　撩起个棍子拉下打， 　　叫你死在这个家， 　　不叫你寻婆家。 　　哎哟， 　　不叫你寻婆家！ 　　唱到这里，杨蛾子的歌声停了下来。这次，不是人家伤兵插一杠子，又有什么问题要提，而是蛾子主动停了下来。伤兵正听得出神，见歌声突然停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完了。“没有！”蛾子笑着说，“还长着哩，歌词太脏了，什么‘坏了身子’呀，难听死了，你不怕羞，我还怕羞哩！不过———”蛾子接下来说：“有新歌词，刚流行起来的，革命内容，我把这个给你唱唱，好吗？” 　　“好，小妹妹！”伤兵答道。这次，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捉住了蛾子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跟前，让蛾子坐在自己那只没有受伤的腿上。夜色温柔，现在，那两个遥远的风流罪人所曾经体验过的感觉，不可遏制地来到了这两个身份迥异的年轻人身上。 　　杨蛾子继续唱道——— 　　一蹦蹦在区政府， 　　进了个门来当地上站， 　　区长把我看。 　　哎哟， 　　区长把我看！ 　　区长开言同志你听， 　　有什么问题你谈精明， 　　冤枉不办人。 　　哎哟， 　　冤枉不办人！ 　　我大我妈老脑筋， 　　政府的号召他不听， 　　压迫得活不成。 　　哎哟， 　　压迫得活不成！ 　　我大我妈要财礼， 　　给奴家寻了个疤女婿， 　　奴家我不愿意。 　　哎哟， 　　奴家我不愿意！ 　　耳又聋来眼又花， 　　满嘴长一口大酥牙， 　　脊背上背个大疙瘩。 　　哎哟， 　　脊背上背个大疙瘩！ 　　隔壁有个王大妈， 　　她的儿子十七八， 　　心里就有个他。 　　哎哟， 　　心里就有个他！ 　　区里介绍县里批， 　　我们两个都愿意， 　　心里真满意。 　　哎哟， 　　心里真满意！ 　　结罢婚儿拉回走， 　　我大大门口把我们看， 　　寻得一个穷光蛋。 　　哎哟， 　　寻得一个穷光蛋！ 　　进你个门来拉上看， 　　脚底下只有一点炭， 　　灶火也搭不严。 　　哎哟， 　　灶火也搭不严！ 　　两双筷子两只碗， 　　后面无锅盖石板， 　　怀前把小锅安。 　　哎哟， 　　怀前把小锅安！ 　　叫一声丈夫把话听， 　　明天亲戚都来看， 　　这事情咋价办？ 　　哎哟， 　　这事情咋价办？ 　　叫一声丈夫把话听， 　　大街镇上买花生， 　　牢牢记在心。 　　哎哟， 　　牢牢记在心！ 　　一条纸烟两把茶， 　　瓜子花生拿手抓， 　　腔子上又戴花。 　　哎哟， 　　腔子上又戴花。 　　政府给地二亩半， 　　叫我们二人好好干， 　　争取当模范。 　　哎哟， 　　争取当模范！ 　　身上又穿烂布衫， 　　上下擦了个稀巴烂， 　　浑身出了汗。 　　哎哟， 　　浑身出了汗！ 　　大锄锄来小锄砍， 　　人进庄稼看不见， 　　能打十来石。 　　哎哟， 　　能打十来石。 　　红旗绿旗满天飘， 　　锣鼓大钹一哇声， 　　天下都有名。 　　哎哟， 　　天下都有名！ 　　酸曲到这里就唱完了。有些冗长，正如杨蛾子所说，这后半部分的革命的内容，是临时加上去的，这内容反映了当时根据地(后来叫解放区)老百姓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预兆了先声。当然，增加了这些内容后，它就使原先妙趣横生的题材，显得有点一本正经了，用杨蛾子的话说，就是不够酸了。这使杨蛾子有些担心，担心伤兵大哥的期望值太高，这首过于冗长的酸曲，他会不喜欢的。 　　杨蛾子的担心多余了，伤兵很喜欢它，经历了残酷的战斗，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洗礼之后，现在，一位姑娘坐在他的腿上，并且用那柔美的女中音，为他哼着这些奇异的歌曲，光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满意了。他这时候的心已经完完全全地安静了下来，习惯了这安宁的平和的环境，和这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他甚至担心自己的伤好得太快，那样就会离开吴儿堡。 　　一个初夏的夜晚过去了。杨蛾子听见母亲在窑里唤她，这时她才意识到夜已经很深了，并且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伤兵的腿上的，于是她吓了一跳，她说：“我得回窑里去了，伤兵大哥。明晚上我再给你唱吧！”说完，她从伤兵的腿上溜了下来。 　　杨蛾子抬脚要走，这时，她听见背后“哎哟”了一声，就像她歌词中的副歌“哎哟”一样。她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伤兵大哥栽倒了。杨蛾子赶紧走过去，扶住他。她埋怨自己走得太急，忘了照顾伤兵这个责任。———伤兵在砬盘上坐得太久了，或者说，一只腿有伤，而另一只腿，被蛾子压麻了，因此，当他一闪身子往起站时，没有站稳。 　　蛾子扶着伤兵，向偏窑里走去。走到偏窑门口，她取出胳膊，就要离去时，伤兵拽住了她的胳膊。伤兵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亮，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蛾子说：“蛾子，你能不能到我窑里来，将那首酸曲———改编前的那一部分唱给我听。我不嫌脏！” 　　听到这话，蛾子站住了，她转过身子，愣了一下，接着伸开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伤兵。压抑了二十多年的少女的感情，在这个夜晚，在这个时刻，因了这句话，一下子喷发出来了。她搂住伤兵的腰身，将两片火热的嘴唇，紧紧地胶在伤兵的嘴唇上，最后，他们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地挑开，然后歪歪斜斜地，一个拥着一个，进了偏窑。 　　“我爱你，我要把身子给你！自从你骑着高头大马，在吴儿堡的川道里一出现，我就明白了，你是来勾我魂的！”窑里，传来杨蛾子喃喃的低语。 　　直到后半夜的时候，杨蛾子才偷偷地溜出了伤兵的窑洞，抱着外衣，回到自家正窑。母亲睡得正香，连灯也没有点，她拉开被子，黑摸着，睡下了。 　　一个处在这种年龄的女性，一旦爱上一个人，一旦初尝了那初夜的滋味，那情形是可以想见的。对于我们的杨蛾子来说，她将把自己漫长苦难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伤兵以前的阶段和遇见伤兵以后的阶段。她笑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弥漫在杨家窑院内外。如果说在原先的笑声中，尚且有一种无所依傍的孤独的成分，那么从那个初夏的夜晚起，便变得充实而满足。女孩子为什么会笑？———这个愚蠢的问题，除了我们曾经解释过的那个答案外，它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答案。 　　杨蛾子觉得从那一天开始，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像梦境一样地美丽。她想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周围的人，可是她明白，这个幸福只能由她一个人独享，她是不能向任何人，包括吴儿堡和她一起掏苦菜的姊妹讲的，在这一点上，她不是一个傻姑娘。她只是憋得难受，于是就偷偷地一个人傻笑。连迟钝的杨老太太，也感觉到了蛾子身上的变化，她数落蛾子说：“你越大越傻了！龇着个嘴，光知道笑，莫非吃了喜娃妈的奶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蛾子在杨老太太睡着以后，都要爬起来，到伤兵的窑里去上一回。时间久了，杨老太太难免觉察。你想那杨老太太，不呆不傻，只是年纪大了，耳聋眼花，迟钝些而已。话说这一天晚上，杨老太太多了个心眼，睡下以后，假寐着，看杨蛾子的动静。果然，一会儿工夫，杨蛾子起了身，披上衣服，向炕边溜去。杨老太太那个气呀，羞呀，怒呀，就甭提了。她控制不住自己，打了声嗝。蛾子见了，吓了一跳，连忙蹲在炕边，两手抱住身子，一动不动。等了一会儿，见杨老太太的呼吸平缓了，以为她已经睡死，就下了炕，鞋也没穿，向伤兵住的那孔窑里跑去。 　　随着杨蛾子开门的“吱哑”声，杨老太太的眼睛睁开了。她坐起来，披上衣服，又摸摸索索地从背墙上找见洋火，点亮油灯，然后，从坑圪崂里摸起一把扫炕笤帚，向窑外走去。 　　一弯上弦月，斜斜地挂在东山顶上，山山峁峁，沟沟岔岔，满世界一片银白。这月光似水的初夏之夜，也许正是青年男女偷情的好时光，如果是两姓旁人，杨老太太绝不干涉，也许将会以宽容的欣赏的目光看待这一切，是呀，谁没有年轻过两天。可是，这件事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不能不管：杨蛾子还没有活人哩，她怕坏了女儿的名声。 　　杨老太太的小脚，在偏窑门口停住了。她本来想踢开门去，用笤帚疙瘩在女儿的光屁股上，狠狠打上一顿，可是，来到门口，听到窑里杨蛾子那欢乐的笑声时，她停住了。 　　女儿无疑正处在幸福之中，她快乐地笑着，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杨老太太的记忆中，她的亲爱的女儿，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忧无虑地笑过。自从她生下来后，生活所给予她的只是苦难和屈辱，杨干大和杨干妈，都从来没有给过女儿这种笑声，而她的哥哥杨作新，整天心思中只有他的工作，也从来没有为他的苦命的妹妹，动过一点心思。“可怜的女儿！苦命的女儿！”杨老太太想。她的眼眶里流出两滴冰冷的眼泪。她实在不忍心打搅女儿的欢乐，于是车转身，提着笤帚疙瘩，重新回到窑里，和衣躺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杨蛾子回来了。窑外有窃窃私语的声音，一定是那个伤兵，恋恋不舍，将蛾子送出了窑外。现在，他们看见正窑里亮着的灯光了，于是明白事情已经败露。两个风流罪人，在窑外，耳朵对着嘴巴，说了好长时间。窑里的杨老太太，辗转反侧，自然是不能成眠。夜已静，她也隐隐约约听见了窑外的声音。直到后来，窑门“吱哑”一声开了，她才合上眼睛，不再动弹。 　　杨蛾子回到窑里，她怯生生地叫了声“妈妈”。杨老太太听了，只是不吱声。女儿便上了炕，一口气吹灭了油灯，钻进被窝里去。接着杨老太太听到，女儿用被子捂着头，在一声接一声抽泣，于是她咳嗽了一声。女儿听见咳嗽声，于是掀开被子，钻进了妈妈的被窝里，抱住妈妈的脖子，大声哭起来。 　　“妈妈，妈妈。”杨蛾子哽咽着说。 　　“你少叫我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嫌你贱！”杨老太太不动感情地说。 　　“妈妈，妈妈，是他想要我；不，是由不得我了！” 　　“哼，母狗不掉头，公狗不敢上身子，我看这事儿，和人家同志一点关系没有，是你太轻贱了！” 　　“其实，论起起根发苗，这事怪你，妈妈！是你硬要我给他换药，你知道，开始我多难为情。” 　　听了蛾子的这话，杨老太太有些语塞，便不再言语了。蛾子却不停下来，她接着郑重其事地对妈妈说：“妈妈，我们这不是胡来，他答应过我，要娶我的！” 　　“娶你？”听到这话，杨老太太追问了一句。既然有这话，那么这件事的严重性便减弱了许多。“只是，”杨老太太继续问道，“一个外路人，不知根不知底的，靠得住靠不住；再说，即就是他愿意，为娘的，心里也不踏实，他毕竟是个南蛮，明天说一声‘开拔’，就抬脚走了。” 　　蛾子见母亲松了口，于是对母亲说，跟伤兵好，她是铁了心的，即就是将来被扔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也心甘情愿。她说这伤兵已经告诉了她他的大号，他叫赵连胜，湖北人，这一年二十九岁了，是个单身；明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伤兵会亲自向母亲求婚的。 　　“既然是这样，”母亲说，“那得明媒正娶，改天请族里人来坐一坐，给你们两个换了生辰八字，当然，还得到区上去登记一下，省得外人说闲话。” 　　“妈妈。你真好！”杨蛾子搂着母亲的脖子，说。 　　杨老太太掰开了搂在脖子上的手，让蛾子到自己被窝去睡。 　　长话短说。第二天早晨，伤兵赵连胜，果然在吃饭的当儿，郑重其事地向杨老太太提出了这桩婚事。随后，又由杨老太太出面，请来了族里血缘近些的各位长辈，至于换生辰八字的事儿，一则公家人不兴这个，二则赵连胜多年在外，也不知道自己生于寅时卯时，于是这桩事就免了。接下来，便像《大女子要汉》的民歌唱到的那样，“区里介绍县上批”，大红戳子一盖，结婚证一领，蛾子和伤兵赵连胜，就算把婚事办了。随后请阴阳先生选个黄道吉日，在杨家窑院里，设了个不大不小的场合，请来三亲六故，拜过天地，吃一顿筵席，算是完婚。办事期间，打杂的角色，自然是杨家的那个干亲憨憨。 　　这时候，杨作新已离开肤施城，前往九江庐山去了。小姑子结婚，这是一桩大事，荞麦便领着杨岸乡，回了趟吴儿堡，算是代表杨作新，来行这个门户。她拿出攒下的一点钱，交给杨老太太。杨老太太说，钱花到明处吧，你去请一路唢呐，吹一吹，也叫村上人知道，这班唢呐，是哥哥为蛾子叫的，人家迎亲送女，都要有唢呐接迎，蛾子没这个福分，那么就骑上毛驴，让唢呐手跟着，在村子里转上一趟吧！婚礼过罢，荞麦领着杨岸乡，也就回肤施城去了，不提。 　　婚事就这样办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杨蛾子的事情，总算有了着落。 　　在那孔杨作新的偏窑里，杨蛾子和赵连胜，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如果可怜的杨蛾子知道，她将为这一个月，付出一生的代价，或者说这一个月的时间，挥霍了她一生的快乐的话，那么，她将要好好地享受这一个月，使用这一个月。 　　洋溢在杨蛾子身上的那种宛如鲜花怒放般的激情，在新婚之后，反而平息了下来。个中原因，当然不是杨蛾子和赵连胜之间，有了什么隔阂，而是好心眼的杨蛾子，看到赵连胜的伤情，经过这一段日子的折腾，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有些发炎，她心疼她的男人。自从将自己交给这个男人的那一天起，她也就开始承担起这个男人的痛苦了。 　　一个月以后，部队医生来这里探视伤兵的伤势。看了伤口，医生吃了一惊。他原来以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静养，伤兵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现在，看见那个像一颗红桃子一样的伤口，医生认为，需要马上进医院治疗，甚至不惜冒着危险，送这个伤兵去国民党占领区去；医生显然忽视了结婚这个原因，而坚持认为，一定是伤口里，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弹片或杂物。 　　杨老太太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而作为杨蛾子来说，我们知道，从最初的接触时开始，她就预感到将来会有这样一个结局。然而，怎么说呢？事情毕竟来得太突然了，太急促了，突然和急促得叫我们的杨蛾子，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窑里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吃饭的时候，三个人都默默不语，伤兵想找一点笑话说说，但是，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谁也笑不起来。伤兵说，他这只是出去治疗，治好以后，他还会回来看蛾子的，如果蛾子愿意，他可以把她带出去工作，如今部队里和地方上，都有不少女同志。 　　那匹高头大马，还有随着高头大马的那两个警卫员，出现在了吴儿堡的川道上。 　　明天早上，伤兵就要离开吴儿堡了，这是他与蛾子的最后一夜。天气这时候已经很热了，因此，他们坐在窑院的砬盘上纳凉，一直到夜半更深。四周布满了凉意。这是他们彼此走近的地方，这是杨蛾子为他的心上人，唱那个《大女子要汉》的酸曲的地方。 　　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伤兵为杨蛾子唱起了，他新从蛾子口中学来的陕北民歌。他唱哪一首都可以，但是，他不该唱下面这首，这是那些没有法律约束，以“交朋友”的形式联系感情的情人们，在分别时唱的。伤兵的这首离别曲，为他们的未来作了预言。 　　———擦一根洋火点上一袋烟， 　　这回走了得几天？ 　　———叫一声妹妹不要问， 　　这回走了没远近！ 　　这是一对野合的情人在一问一答。没有杨蛾子的配合，所以这一问一答，是伤兵一个人唱完的。唱完以后，看见杨蛾子脸色登时煞白，两道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伤兵才知道这个酸曲是唱错了。 　　这天晚上，气氛再也没能回转过来。最后，他们两个回到了偏窑里。 　　第二天太阳冒红的时候，伤兵要走了。杨蛾子逮了家里一只老母鸡，用牛笼嘴装了，塞到伤兵手里。她扶着伤兵的马镫，一直送了二里多路。“不管你回来不回来，我都会等你的！”杨蛾子对伤兵说。 　　一碗凉水一张纸， 　　谁卖良心谁先死！ 　　当伤兵走了很远的时候，还听见他的后边，传来一阵阵这样的信天游。他扭头望去，看见杨蛾子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在有些凄凉地吟唱着，就像那些一代一代的陕北妇女，送丈夫走西口的情景一样。 　　伤兵抹了一把眼泪，扬了扬手。这时，他像记起什么似的，拨转马头，又回来了。 　　伤兵走到杨蛾子跟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只怀表，递给了杨蛾子。杨蛾子不要，她说：“你领兵打仗，要它哩！”但是伤兵还是固执地将怀表塞到杨蛾子手里，然后拨转马头，急速地驰去了。川道上扬起一股尘烟。 　　杨作新在九江庐山，参加了半个月训练班，听头顶光光的蒋介石，训了一次话；回程的路上，又用了半个月，当他回到肤施城的时候，正好是伤兵离开吴儿堡的那一天。 　　其实，杨作新离开肤施城的这些日子，肤施城早就传开了，说杨作新只身单人，下了陕北，去投国民党。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由你不信。加之，杨作新走得急促，接到通知后，他只匆匆地到单位上告了一个假，回到家里，又给荞麦母子，“能”了一回。许多的人突然发现肤施城里少了个活跃人物，又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所以听了这个谣言，也就只有相信的份儿。 　　杨作新回到西安后，搭乘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到了红白交界的界子河。军车停了，于是到老乡家里，租了一只毛驴，直奔肤施。多日不见，他比先前似乎洒脱了许多，一身质地良好的织贡呢长衫，一副金丝眼镜，一根文明拐，江南的水土好，他的脸色也光亮圆润了许多，粗粗一看，一副大文人的样子。 　　肤施城里的熟人，见了杨作新，有的像瞧稀罕一样，远远地瞅着他，有的瞅见他的影子，便躲开了。杨作新见了，有些纳闷，不知道在他离开肤施的这些天，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出了一次远门，见识了一场大世面，此刻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因此也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地进了七里铺，穿过南关街，上了南门坡，回到家中。 　　杨作新前脚刚迈进家门，后脚就跟来了边区保安处的人，传杨作新到边区保安处问话。杨作新说，容他歇一歇，吃上顿饭，再去吧！来人却说，事情紧急，拉完话以后，再回来吃饭不迟。杨作新见说，以为有什么紧要公事，需要他调解处理，于是一撩长衫，跟上来人走了。 　　杨作新这一去，也就再没有回来。他被关在边区保安处的临时监狱里，整整关押了一年，直到一年后，头撞墙壁，自尽而死。 　　边区保安处，设在省立肤施中学院内(也就是杨作新的母校)，占了院子的一部分房间。关押杨作新的地方，是一孔窑洞。窑洞里支了一张床，放着一张桌和一把椅子，门口有两个哨兵把门。来人将杨作新领到窑洞门口，交给哨兵，对杨作新说，要他静养一段时间，闭门思过，将自己变节自首的有关问题，写成书面材料，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代。说完，又对哨兵安顿了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杨作新听了这话，宛如晴天霹雳，登时就呆在那里了。待他清醒过来，就要去撵那来人时，哨兵拦住了他，把他推进窑里，然后把窑门锁上了。 　　“这一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被反锁在窑里的杨作新，起劲地摇晃着门，一个劲地喊道。直喊到精疲力竭了，见没有人搭理他，于是便颓然地躺在了床上。 　　杨作新认为，这一定是个误会。他认为，只要有人传讯他，到了给他讲话的机会，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讲清的。所以最初的一段日子，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传讯。他的内心十分狂躁，但是表面上不失风度。说来可笑，他这时候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死，而是担心放出来以后，见了他的那些同僚们，见了那些习惯于评头品足的中学小学教师们，他的脸往哪里搁。 　　杨岸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妈妈的民间故事告诉他，只有老虎才被关进笼子里的。他请教杨作新，杨作新羞于回答儿子的问题，他告诉儿子说，他是好人，关他的人也是好人，世界很复杂，好人和好人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误会，不过，误会总会消除的，到时候，他就自由了。三岁的杨岸乡，当然不明白这些曲曲弯弯的道理，他只觉得父亲不能和他在一起了，这令他很伤心。“咱们回家，盛到咱家窑里去。晚上妈妈光哭，哭得怕死我了！”杨岸乡拉着父亲的衣襟，将他往外拽。 　　这时候，哨兵出来干涉了。杨作新怕吓着了孩子，于是斥责了哨兵两句，然后好言相劝，将杨岸乡哄得不哭了，又对荞麦使了个眼色，要她带孩子快走。荞麦母子走后，窑门又啪地一声锁上了。 　　外边在轰轰烈烈地闹世事，可是自己被关在窑里，死活动弹不得。杨作新觉得自己真窝囊。他急于想知道外边的情况，可是自从他被关起来后，便断绝了和同志们的往来（关于这一点，上级给哨兵专门做了安顿）。他能见到的，只有荞麦，可是荞麦一个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又能懂得些什么；她不在圈儿里，她仅仅能将街上看热闹看到的一些事情，合①给杨作新听。 　　三个月头上，仍然不见有人来传讯。杨作新的心情，现在算是平静了一些。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桩事情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长期的禁闭中，精神崩溃，他用毛笔，在一张白麻纸上，整冠沐手，写下了“慎独”两个字，贴在墙上。 　　整天待在窑里，闲着无事，又不能出去，于是，杨作新央两位哨兵，到学校的藏书楼，为他借一些古书来。哨兵在请示了不知什么人以后，同意了，于是从藏书楼里，借来了不少古书。 　　那些侠客义士的故事，早在杨作新上吴儿堡前庄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而且由于与说书人瞎子的交流，那些精彩的段落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在这样的情势下，重读它，回想起自己少年时的慷慨悲壮和豪情大志，杨作新的心中，自然十分感慨。他一边读书，一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起杜先生，想起黑大头，想起永宁山岁月，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像个男人处事，对得起天地鬼神良心。 　　除了读这些古书以外，他还要荞麦，将家里那本《共产党宣言》拿来。这本书，是当年杜先生送他的。 　　一提到杜先生这个话题，杜先生临死前那一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亡命出肤施时，在北城门口，面对杜先生时的那一段思考又回到了心中。是的，作为这一代人来说，作为杨作新来说，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列宁的主张作为拯救百年积弱的中华民族、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阶梯和最终目标。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共产主义给这场东方革命以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人类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行程，人类还将有漫长的行程需要继续行走，不管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来的前景如何，命运如何，胜利或者失败，短暂的风行或者垂之久远，那些在这个过程中，为之奋斗过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它永远值得纪念，它有资格写进人类文明史那些辉煌的和最重要的篇章中，它是人类在寻找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斗争中，一次伟大而豪迈的尝试和实践。 　　有一阵陕北民歌的声音，从街上通过窗户传进来，传到杨作新的耳边。真正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并且夹杂着骡子或毛驴的铃铛声，他们正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子。这是一溜一串从陕北高原北部地带，迁移下来开垦荒山的移民们在唱。他们在路上唱出的这个移民调《骑白马》，一些日子后，将由几位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易名《东方红》，先在陕北唱出，继而传遍整个中国大地。 　　“羊群走路靠头羊。”杨作新想。自从在吴起镇，在洛河畔那个荒凉的小山坳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杨作新便对这个非凡人物，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毛泽东身上那种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意志力，令他折服，而毛泽东身上那种超然不群的伟人意识和非凡魅力，也使他着迷。对于长征以及长征以前的许多事情，他不甚了解，但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的这一些日子，由于他曾经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明白，毛泽东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有他具有这种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场革命，如果不产生出来公认的领袖，那么，它将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它是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的。当然，这是一个领袖群体，但是非凡的毛泽东，是群体代表。 　　思考到这个份儿上以后，杨作新慢慢有些明白了，明白了自己被关押的原因。———因为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权力机构时，毛泽东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在武装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序列的时候，它的内部出现了离心力。联想到进入肤施城前后发生的事情，杨作新有些明白了。 　　从理智上，他不能不认为，关押他是正确的，也许在当时，这是既可以制止事态发展、防止地方主义情绪激化，又不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一个好的局面才会开始，革命才会以最小的损失，健康前进。然而从感情上讲，这却又是一件多么残酷的行动。 　　《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他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因此他对刘志丹的行为，感到惊异以至忿忿然。确实，中国人缜密的思维中，有许多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它们构成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那种因了“忠义”这两个虚幻的字眼，拔刀而起、引颈相向的种种举动，又不能不被我们感慨万端地认为是东方美德。 　　杨作新想起了，他为毛泽东答应过的，誊抄《七笔勾》这件事。于是提起笔墨，暂停那没有意义的自我反省材料，开始凭借记忆，抄写这个。毛泽东对“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很感兴趣，因此，这一句，现在也引起了杨作新的思考。 　　陕北高原当然是轩辕氏的本土，位于高原南面的黄帝陵，就是佐证。随着文明的渐进，以火与犁为先导，轩辕东渐，向黄河中下游以至长江流域发展，才将这块初创文明的土地重新交付于洪荒。先秦两汉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偌大中国地面，遂形成了一个封建大一统局面，可是在陕北高原，这块轩辕本土上，由于连年的民族战争，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流程中，这块土地由游牧民族统治着，还由于民族交融、人种混杂的原因，儒家的各种观念只水过地皮湿，象征性地在这里留驻过一阵子。儒家学说的伟大功绩在于，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大一统岁月中，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那样，湮灭在历史的长途中；而它的罪孽亦在于，它束缚了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限制了这个以聪明勤劳而著称于世的民族的创造力，而尤其是当历史进程发展到近代和现代之后，这种束缚与限制日见明显，明显到接近令民族窒息的地步。于是，偏僻的陕北大地，这块轩辕文化未被浸染的古老土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告，在这里，还有炎黄子孙奇异的一支。这些天生的叛逆者，这些未经礼教教化的人们，这桀骜不驯的一群，他们给奄奄一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一支强心剂。 　　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的个性进入陕北高原，仿佛龙归故渊、虎入山林，得到了那渊源久远的陕北大文化的滋养。他像民间传说的那种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是天意，这是中华民族的造化。斯诺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斯诺先生说，这个东方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和发祥地，就在这陕甘宁晋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时隔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一种巧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在这块三角地带，开始他的拯救民族，再造神州的伟大事业。 　　杨作新将《七笔勾》用白麻纸抄好后，托哨兵捎给毛主席；捎到没有捎到，他不知道。 　　他现在是彻彻底底地安静了。事情想开以后，他明白对于他的不杀不放，只是一种策略，等这一段时间过了，局势安定下来之后，自然就会对他有个交代。他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了，他想，大约快出去了吧！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促使杨作新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黑白氏的儿子黑寿山，这一年满十四岁；在家乡上完了高小之后，黑白氏领着儿子，路途迢迢，来到了肤施城，联系儿子上陕甘宁边区师范的事。 　　黑白氏早就听说，她的旧日的情人杨作新，在肤施城里担任督学职务，杨作新的牢狱之灾，她倒是没听说。这次来肤施城，她来找杨作新，名义上是为儿子报名上学，其实内心里，还是想见见他。她已经知道他有婆姨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多年未见，想见个面儿，拉一阵话。 　　黑白氏骑着毛驴，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黑寿山，黑寿山的铺盖铺开了，搭在驴背上。母子二人，咯咯拧拧，进了肤施城。进了城后，鼻子底下一张嘴，见了人就打问，打问杨作新的住处，随后，来到南门坡，杨作新家门前，槐树上，将毛驴拴了，然后上前叩门，到杨家投宿。 　　见了荞麦母子，一打问，才知道杨作新身上，竟发生了这样一场变故。黑白氏一下子恼怒得好像换了一个人，她想起杨作新离开袁家村时，她曾信口说了一句“血光之灾”之类的话，也是自己口臭，一句闲话，现在果然应验了。她问荞麦，这一年来，她都做了些什么，荞麦说，她一个妇道人家，又不识字，能做什么，只能一日两餐服侍好杨作新，慢慢看着，看将来事情咋发展，杨作新是被冤的，这一点，她可以肯定。黑白氏听了，当下就要去看看杨作新，荞麦说，把门的看得很严，外人不让见的。黑白氏听了，默默无语，“外人”这句话刺激了她。 　　当天夜里，黑白氏母子，便在杨家安歇。第二天一早，黑白氏领着儿子，先到陕甘宁边区师范，为儿子报了名，上了学堂。原来这考学十分容易，一个南方口音的女老师，问了黑寿山几句话后，又叫他写了一篇作文，就算录取了。黑寿山住进了学校，了却了黑白氏一桩心事，接下来，她就跑杨作新的事了。 　　黑白氏想以一个房东大嫂的身份，找一下毛泽东，诉一诉杨作新的冤情。这女人一向敢作敢为，凡事自作主张，她想到这一层了，遗憾的是没有直接去找。她想，得有个引荐的人儿才对，于是，便四处打问，去找她的娘家堂兄弟。我们知道，她的几个娘家堂兄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熬到这个时候，也都或文或武，有了一定地位。黑白氏找到了一个，提出了自己的这宗事情。其实这宗事情的原原委委，渠渠道道，她的那个堂弟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面有难色，他是陕北同志，担心这件事把自己牵扯进去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黑白氏的要求。 　　黑白氏在杨家，度日如年，又等了几天，天天去堂弟那里，听回音。最后，堂弟终于吐了口，说毛主席工作很忙，他说了，群众上访的事情，找信访部门处理。据推测，这个堂弟并没有去找，这是他自己的话。黑白氏听了，却信以为真，于是她失望了，就在堂弟那里，连人也不避，破口大骂起来，说到杨作新出生入死，一片诚心，最后竟落得这么个结局；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堂弟见了，赶快把她劝走了。 　　这期间，黑白氏试着去闯了几次保安处，但是正如荞麦说的那样，她都被警卫挡住了，最后一次，甚至连大门也不让进。一向有本事的黑白氏，现在才真正是傻了眼了，她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决定还是去找她的堂弟。堂弟是个领兵的，她要堂弟，领了自己的兵丁，砸了保安处，救出她的杨作新。堂弟听了她的要求后，张嘴笑了，说这事万万办不得的，纵然他愿意，手下人也不会跟他干的。黑白氏见状，耍开了“黑皮”，赖着不走。双方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堂弟答应，他去说一说情，让他的堂姐和杨作新见上一面，不过，不能声张，要黑白氏穿上荞麦的衣服，装做荞麦，去送一次饭。黑白氏见堂弟的忙，只能帮到这个份儿上，知道再求他，也没用了，于是应承了下来。 　　探视杨作新的这一天到了。早早地，黑白氏就坐在镜子前，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黑白氏这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没有年龄，岁月不忍心在她们的小白脸和尖下巴上，刻下丝毫的痕迹。她的皮肤依旧是那种奶油白，一双削肩，她的身段，好像是专门为穿那种中国式大襟袄所预备的，那么妥帖、自然、洒脱。脸本来就够白了，可她还是给脸上、脖颈上，淡淡地扑了一层官粉，以掩饰眉宇间两点芝麻大的白麻子。头发仍然是黑油油的，她将头发，梳理整齐后，在脑后，绾了个盘龙髻，然后用一个银簪子，从盘龙髻上穿过。黑白氏在收拾完毕，最后一次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头上有了几根白发，于是她央荞麦妹子，为她将头上的白发拔掉。 　　荞麦在一旁，早就把饭盛在了篮子里，等着黑白氏动身。看着眼前的黑白氏，老实的荞麦，不能不生出一丝醋意。自从黑白氏母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杨家，口口声声地要见杨干大，荞麦心里，就有底了。只是，黑白氏迈着一双小脚，为杨作新的事情，老着脸皮，四处奔波，又不能不使荞麦感动。自从结识杨作新的那一刻起，荞麦就深深地爱上和依恋上了杨作新，现在她才知道，除了她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女人爱着他，而且感情甚至超过她荞麦。想到这一点，她就很伤心，并且断定，在他们结婚以前，杨作新肯定和镜子前的这个女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他们是般配的，比我般配！她白———‘一白遮百丑’！”荞麦为黑白氏拔白头发的时候，从镜子边，看见了自己的面孔，她悲哀地这样想。 　　黑白氏好容易离开镜子，提起竹篮上了路，走了约有二里路的街道，来到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黑白氏去的这个时间，是堂弟提前告诉她的，因此，大门口的哨兵没有挡驾，窑门口的哨兵，也表现得很有礼貌，二话没说，就打开了窑门，还破例给了黑白氏一个微笑。黑白氏没有理哨兵，她哼了一声，径直提了篮子，进了窑门。 　　杨作新正站在墙壁跟前，盯着墙壁上的两个字出神。他明显地衰老了，背有点驼，他的头发很长，黑白氏明显地看见，他的囟门的那一块地方，有一撮头发变成了灰白色。他侧身站着，黑白氏看见了他的半个脸，脸上长了串脸胡子，大约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了吧？ 　　黑白氏站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杨作新，等着杨作新转过头来，好给他一个惊喜。杨作新早就知道窑里来了人，可是他没有动弹，他以为荞麦送饭来了，往日，荞麦总是在这个时候来送饭的。他不想吃饭，他没有胃口，而监狱里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使他的感觉迟钝起来了。 　　黑白氏见状，便放下篮子，踮起脚尖，上去用两只小手，捂住了杨作新的眼睛。“杨先生，别来无恙！”她笑着说。 　　听到声音，杨作新吃了一惊，他打了一个愣丁。其实，这悦耳清脆的仿佛像唱歌一样的上路话①，多少年来，一直回荡在他的记忆中。他无法忘记交口河那个月夜，无法忘记是这个女人完成了让他变成男人的过程。许多年来，他一直以为他把这个娇小的女人忘记了，其实，他不会忘记，他只是把她的倩影、她的声音，珍藏在了心中，像安放一位女神一样安放在心灵中最隐秘和最温柔的地方，并且时时在梦中和她交谈。 　　他已经明白她是谁了，但是还不敢肯定，于是，他问了一声：“谁？”在问的同时，他抓住了捂着他眼睛的两手。手是那种聪明的女人所具有的富有感觉的手，手指纤细而修长。“这双手只有黑白氏才有的。”杨作新想。 　　背后的人儿，格格格地笑起来。“一位故人！”她说，“当年你投后九天的时候，我的丈夫给你送了两句诗：‘莫放春日等闲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尔格，杨先生，此情此境，你得把这句话，回赠给我了！” 　　“黑白氏，你是黑白氏！”杨作新这下完全断定是谁了。他又惊又喜，转过身，伸出两只胳膊，抱住了黑白氏。而黑白氏，软绵绵地，靠在了杨作新的胸前。 　　“你怎么来的？你怎么进这个门的？”杨作新忙不迭地问。 　　黑白氏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靠在杨作新怀里，仰起头来，细细地端详着她亲爱的人儿。她喃喃地说道：“你受了不少的苦，他干大，这我看得出来。你的眉头上，原先只有一道抬头纹，现在变成了三道。原先你的脸，椭圆形的，白里透红，像个小相公，现在脸色成了黄褐色，双颧插天，腮帮深陷，两道络腮胡子，从鬓边一直串到下巴颏。不过这也好，你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黑白氏说着，并且腾出手来，用她的富有感觉的手，在杨作新的脸上抚摸，一边抚摸一边深深地叹息。 　　杨作新微微合上眼皮，听任黑白氏的手掌，在他的脸上抚摸。记忆中，只有母亲杨干妈这样疼爱过他，于是他眼睛有些湿润。 　　“你没有变，黑白氏，你还是那么年轻、美丽，好像画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老了，傻孩子，记得我整整比你大七岁！你今年叫二十九，我今年，三十六了①，外表没变，其实我的心，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了。” 　　黑白氏的一句“傻孩子”，不知怎么，竟说动了杨作新的感情。两滴泪花，一前一后，离了眼眶，掉了下来。这眼泪一掉，就收不住了，哗哗大作，纷纷跌在黑白氏扬起的面孔上。 　　想到这一年蒙受的屈辱和委屈，杨作新终于按捺不住，大声抽泣起来。 　　成年男人的哭相是很令人害怕的。面孔扭曲，身子随着抽泣，一下一个冷颤。如果他能号啕大哭就好了，那样反而轻松一些和自然一些，可是，杨作新明白哨兵在窑外站着，他不愿意让哨兵听见他的哭声，更不愿意让哨兵看见他的软弱，于是，这经过压抑而发出来的哭声，便更加悲泣，更加令人感到害怕。 　　黑白氏不怕，她双手捧着亲爱的人儿的脸，看着他哭，鼓励他哭。她希望他能将所有的委屈屈辱，都吐出来，那样他将好受一些。 　　杨作新的抽泣终于减弱下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干什么，于是立即停止了。就在他停止的当儿，黑白氏掏出一只丝织的帕子，轻轻地为他拭去脸上的眼泪。然后说：“他干大，咱们吃饭吧！”说完，她伸出两只手，将紧紧地环搂着她的腰身的杨作新的胳膊，轻轻拆开。 　　黑白氏揭开竹篮的盖儿，将篮里的吃食，一样一样，摆在了桌上。有一只烧鸡，两个开花的猪蹄儿，还有一青瓷老碗正在冒着热气的羊杂碎。主食是一小盒黄米干饭。除了这些吃食以外，最后，黑白氏还从篮底儿，拿出一瓶烧酒。“趁热吃吧，他干大！”她又一次督促说。 　　哭过一场后，心里舒坦多了，杨作新现在感到，有了一点饿了。他谦让了一下黑白氏，算是礼节，随后就坐在桌前的凳子上，狼吞虎咽起来。 　　黑白氏站在旁边，盯着杨作新吃饭，看得认真极了，好像这也是一场享受。她还打开了酒瓶，用舌尖抿了抿，说了句“酒还凑合”，遂之把酒瓶递给杨作新。没有酒杯，她要杨作新就着瓶口喝。 　　吃饭的途中，杨作新突然想起了什么。“见到荞麦了？”他问黑白氏。 　　“见到了。我来肤施城，这些日子，就是住在你家。你那一个干儿，要上学，我领他到肤施，住了边区师范了。” 　　“你恐怕会笑话我的，荞麦的人样儿……” 　　“傻话！”黑白氏打断了杨作新的话，她说，“荞麦是个好女人，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婆姨。唉，袁家村一别，我一个人成天站在那棵树底下，咒你骂你，盼你找个瞎子瘸子，找个石女，找个臭汉①，谁知你杨作新有福气，有了荞麦，有了那么灵省的一个男丁。唉，见了你窑里有了女人，我只能高兴，我还能说什么呢？” 　　杨作新听了，不再言语，闷头吃饭。 　　他们之间的口角是在杨作新吃罢饭后开始的。口角破坏了窑里早先形成的那种融洽和温情脉脉的气氛。看了自己亲爱的人儿受罪，黑白氏不能容忍，她又动起了几天前在堂弟那里，说过的那个念头，不管怎么说，这个当年后九天寨子的压寨夫人，思想还停留在那个侠客义士的年代里，她不能看着杨作新在这里莫名其妙地受罪了，她要行动。如果通融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有刀枪相见了。这些年来，虽然她没有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但是只要抬出黑大头，抬出她这压寨夫人的名分，她想，她还是可以请来一些人马的，或者土匪，或者哥老会。而她，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要一股武装，轻装便从，瞅一个黑夜，劫了监狱，救出杨作新，就像当年，丹州城里，张三李四，去救黑大头的情形一样。 　　黑白氏压低嗓门，说着她的计划。杨作新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听一边应承，直到最后，他才幡然省悟。“怎么，你想劫狱？” 　　他吃了一惊。 　　黑白氏指了指窑外，让他小声一点，然后说：“正是这么回事。出了监狱，海阔天空，哪里没有个安身的地方。你说呢？” 　　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情！杨作新赶紧规劝黑白氏，要她取消这个念头。他说他的关押，实在是一场误会，也许革命工作，需要他在这里独处一段时间，以便别的矛盾的解决。他说他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他万万不能干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还说，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出来的，那时一切又会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你说你出来？”黑白氏紧追不舍，“那么，你给我说上一个准日子，我到这牢房来，用八抬大轿，雇上吹手，来抬你回家。” 　　杨作新语塞了。 　　“小人作祟，你不会出来了，憨娃娃。”黑白氏说，“与其这样没年没月地蹲下去，老死狱中，还不如反出肤施城，逃一条活命去吧！” 　　“你这是害我，黑白氏！”杨作新听到这里，声音高了，“为公为私，我都不能走这条路。为私，我的半世清白，这下子就全完了，我如何面对杜先生他们；为公，我这事一出，连锁反应，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样，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我求你了，好嫂子！” 　　“我意已决！”黑白氏慷慨悲凉地说道，“我暂时离开肤施几天，去联系人马，到时候荞麦会通知你的。荞麦事先在饭篮里，给你带一支短枪和一包炸药，到时候外边枪声响起，你就点了炸药，往外冲，我在北城门外等你。” 　　“不可！不可！”杨作新摇摇头说。 　　“我走了！他干大，你好自珍重！” 　　当杨作新扭头看时，黑白氏已经提着篮子，小脚迈出了牢门的门槛。“这下糟了！”他说道。 　　这黑白氏果然说到做到，几天以后，她从距肤施城最近的大劳山匪窠里，搬来一股精悍的土匪，说好当天夜里，劫狱救人。这天下午，荞麦的送饭篮来了，杨作新揭开盖子，也看见了里面的短枪和炸药，知道事变就在当晚，不由得脸色煞白。 　　这短枪的用途，大家知道，那么，这炸药是干什么用的。原来，土匪们多年来摸索出来一个逃脱的办法，如果被堵死在了窑里，出不去时，就脱光衣服，点燃炸药(其实是火药，习惯上称炸药)，霎时一道白光，仿佛冲击波一样，朦了人们的眼睛，身上由于没穿衣服，赤条条的肉色，这一瞬间，就是大模大样地从窑里走出去，围在外边的人，眼睛也看不见。这种办法通常用在白日逃脱，黑白氏所以在晚上也要杨作新这样做，是担心枪声起时，两个哨兵先下手为强，伤了杨作新，如果白光一起，他们就瞅不见人了。 　　荞麦告诉杨作新，是黑白氏让她这样做的。此刻的黑白氏，正在杨家，等着她的回话，那些土匪，已经鱼贯地混入城了。杨作新问荞麦，是哪里的土匪，荞麦回答说，是大劳山的。杨作新听了，倒吸了两口凉气。 　　吃饭的当儿，杨作新主意已决，决定自尽。吃饭时，他讲了许多的话，也许，这是他和荞麦结为伴侣以来，讲得最多的一次。他谈到了杜先生，他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那本《共产党宣言》，就作为他的枕头，让他长久地枕着它吧。他谈到了吴儿堡，谈到了已经故世的杨干大，和健在的杨干妈、杨蛾子。他已经从荞麦的口中，知道了蛾子结婚的事，他真诚地祝蛾子幸福。他还提到了杨岸乡，他的亲爱的儿子，他说世事是他们的，要荞麦好好地管教他。对于黑白氏，他也表示了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他第一次向荞麦透露了他和黑白氏的关系。他说，原来他只以为，黑白氏是他单纯的情人，现在才意识到，对于他来说，黑白氏具有母亲与情人的双重身份。最后，他谈到，肤施城设州造府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开始了，陕北高原自轩辕氏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也开始了，虽然他看不到这一切了，但是这里面有他的一份贡献，因此他很满足，他的不死的灵魂将附着在行进的事业中，伴随着过程一道行进。 　　荞麦似懂非懂地听着男人讲这一番大话。她还太单纯，不能和男人之间，进行如此深刻的感情交流，但是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今天要发生一件大事，她很担心，很害怕。她笨嘴拙舌，不会说话，于是只是喃喃地、一个劲劝慰男人：“娃他大呀，你可不敢往瞎瞎处去想！” 　　吃罢饭，杨作新又提起瓶子，喝光了黑白氏送来的瓶子里的最后一滴白酒，然后突然对荞麦说：“娃他妈，你去看看，外边谁在叫我！” 　　心实的荞麦，见男人说了，于是调转头，向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窑门口，只听见后边沉闷的一声响声，伴随着杨作新的一声尖叫。荞麦赶紧扭头一看，只见杨作新，已经头撞石墙，死了。 　　他的天灵盖破碎，脑浆溅满了半面墙壁。他的手试图向上举，去捂脑袋，但是手在半途上，停住了，遂之耷拉了下来。他的一口气出在喉咙眼上，又咽了回去，喉咙眼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嗝声。 　　杨作新蜷作一团，倒在了墙根底下。他是彻底死了。 　　荞麦自然是一场号啕大哭。 　　黑白氏在家中，左等右等，不见荞麦，担心事情有变，枪支送不到杨作新手里，于是上街来打探消息。 　　消息传出，街上咯噪成了一窝蜂，都说杨督学寻了短见。黑白氏听了，叫一声：“他干大，是我害死了你！”然后仿佛疯了一般，直奔保安处。 　　窑洞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正惊慌地站在那里（另一个大约是回去汇报去了），见了黑白氏，倒也认得，正是那天来的那位，便也就没有执意阻拦。黑白氏进了窑，好个女中丈夫，先去那竹篮里，取了手枪，别在自己红裤带上，用大襟袄掩了。她怕这支枪给杨作新留下后害。这件事做严实了，然后走过来，跪在杨作新面前。 　　“天下多少条路，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条！你要知道，这条路走过去，就回不来了。”黑白氏哽咽着说。 　　黑白氏劫狱的那个宏伟计划，自然成了泡影。荞麦没有经过世面，早软瘫了，因此抬埋上山的一应事理，均由黑白氏张罗。保安处派了一班战士，备了一口薄棺，要帮助抬埋，黑白氏摆摆手，拒绝了。她从街上，召来了几个揽工的，将杨作新的尸首，背回家里，设下灵堂。又将盘龙髻上的那只银簪抽出，变卖了，换了一口像样的棺材。最后，又从学校里，叫回了黑寿山，让他穿上号衣，星夜前往吴儿堡，为杨干大报丧。 　　按照规矩，暴死的人不能埋进家族公墓。因此，杨作新埋在了肤施城外的一处荒山上。至于后来，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杨作新的灵骨，由他的儿子杨岸乡自肤施城启出，一路扶灵，回归吴儿堡祖坟，那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 　　人死得突然，一点准备也没有，丧事也就办得简陋。黄土堆前，引魂幡高高竖起，两个孝子，一个亲生儿子杨岸乡，一个干儿黑寿山披麻戴孝，跪在坟前。荞麦和黑白氏，一个白如雪，一个黑如漆，分列左右，像两个泪人儿似的。杨蛾子来得迟了一步，消息送到吴儿堡，杨老太太得到噩耗，登时翻了白眼，唤了半天，才唤回魂影来。杨蛾子先打发黑寿山前脚走了，等到母亲不要紧了，她才匆匆赶到；到了坟头，拥着黄土堆，放声大哭。 　　丧事一毕，杨蛾子放心不下母亲，安慰嫂嫂一番，匆匆回吴儿堡去了。黑白氏倒是多待了两天，后来见荞麦情绪渐渐安定，黑寿山的学校生活，也已经走上正轨，于是依旧骑上毛驴，回她的袁家村去了。 　　杨作新的案子，就这样无头无尾地了结了。后来寡妇荞麦壮着胆子，到边区保安处问话，问她的男人，犯了哪宗事情，问来问去，也没有个结果。办案的人说，杨作新的事情，查证落实的有三条，一是去庐山受训期间，有自首变节嫌疑，二是回来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三是思想消沉，看起古书来了。三条意见，连办案人员也觉得不足以服人，于是后来也就不再说了，但凡荞麦来了，只是婉言相劝，将她哄出门外了事。 　　说话间过了两三年光景，却说有一天，一群肤施城的野孩子，在南川河里耍完水后，兴犹未尽，于是来到边区交际处的大院内。大院里靠河滩的一侧，是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西红柿，这些孩子，是来偷西红柿吃的。 　　正是夏日中午的午休时间，交际处大院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在一棵大槐树的阴凉儿下，支了张行军床。他正在床上，鼾声大作。 　　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中出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 　　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 　　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 　　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 　　于是，我偷偷地哭了， 　　我感受到我们居住的北方， 　　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 　　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 　　…… 　　那黄土高原千万条沉默的山冈， 　　像千万条黄牛昂首走向东方， 　　咬紧牙关，背后拖着冰山和草原， 　　喘息着，将干裂的舌头伸向海洋。 　　…… 　　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 　　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 　　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 　　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 　　———引自旧作 　　那静静地佇立于天宇之下的，那喧嚣于时间流程之中的，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的歌声的，是我的陕北，我的亲爱的父母之邦吗？哦，这一块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土地，这大自然神工鬼斧的产物，这隶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中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这个黄金高原。 　　雄心勃勃的作者，欲为二十世纪写一部编年史，于是他选择了陕北高原，选择了这荒落的山村，懒洋洋的小镇，尘土飞扬的盘陀路，以及金碧辉煌的肤施城，作为他的人物一展身手的地方。他选择了那深深沉淀于黄土颗粒中，或像“活化石”一样依然风行于现代时间流程中的种种陕北大文化现象，作为人物活动的诗意的氛围和审美背景。他带领你结识了一群人物，这些人物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细细梳理，你会发现，他们隶属于四个家世迥异的家族，即吴儿堡与最后一个匈奴联姻的杨氏家族，自宁塞川南入高原的回族后裔黑氏家族，那古老的自轩辕氏时代就在这里定居的白氏家族，以及被我们戏称的“赵半城”和“赵督学”(他们的后裔将在下一部几乎成为主要人物)———这自山西大槐树底下西跨黄河进入肤施城，又匆匆离开的赵氏家族。 　　当然，作者将他的主要的目光，放在了吴儿堡家族身上，或者说，放在了陕北才子杨作新身上。他怀着热忱和梦想，怀着善良的愿望和几分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你介绍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并且让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当然，这结束生命的责任不在作者本身，而只能有一种解释：因为那是事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苛刻的读者也许会这样发难，他们认为作者应该给他们甜食吃，应该让一切都像伊甸园(假如没有蛇)一样美好，假如有死亡，那死亡也应当像电影中或小说中写的那样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死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 　　对于这种责难，我们怎么回答呢？也许作者觉得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回答，比他自己的思考更有力：“除了作者，谁还应说神圣的真话呢？你们怕深刻探索的目光，你们自己也怕用深刻的目光去看任何东西，你们喜欢用不会思索的眼睛浮光掠影地看一切事物。①”在那场至今还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牺牲和献身，大部分当然是以豪迈的进行曲形式完成的，但是也有许多，是以这种凭简单的道理很难说清的形式完成的，他们同样修得正果，飘扬的旗帜上同样有他们殷红的一丝血迹，历史有权利、责任在他们的面前行注目礼。道理说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作者认为他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无可厚非。同样的，无独有偶，作者也可能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责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题材，应当由党史资料专家，而不是小说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新潮的小说家应当有他另外的题材。对于这种责难，作者只能说，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陕北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法抹煞的一个链条，构成了时间流程中不可跳跃的一页青史，而当作者，向那刚刚经历过的岁月回首溯望的时候，他透过雾蒙蒙的时间的尘埃，看到了英雄故事、美人传说，看到了这一方人类族群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了在命运的重轭下走向抗争、走向目标的芸芸众生，看到了大革命在这块苦难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于是他热泪涟涟，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感和崇高感，继而，他像一位行吟歌手那样，行进在高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弹奏起他的竖琴。 　　杨作新悲惨地死去了，在高原那拥拥挤挤的坟墓中间，又增加了这壮志未遂的一座。在辽阔的北方原野上，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的坟墓！当我们在北方原野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心中那种针刺麻醉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坟墓引起的吗？而北方黎明那魔幻般的暗蓝，早晨奇丽的霞光，也都与这些坟墓有关吗？据说人一生总要出天花，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人，躺在三尺地表之下，变成累累白骨的时候，他们的骨头也要出一次天花。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宛如一颗没有爆发的原子弹的杨作新被埋在了地下，他能够安宁吗？在陕北高原的西部边缘，横亘着一条古老的子午岭山脉，子午岭的山脉之上，有一条横穿高原，走出陕北的“天道”。这传说中的道路，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让他们在寂寞无旁的日子里，在凄清悲苦的岁月中，常常停住手中的镢头，喊住行在路途的毛驴，用片刻的工夫，眺望和遐想。但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生生灭灭，世世代代，他们更多的是把遐想和梦想，重新带进泥土，而一生一世，不能超越高原，跨出高原半步。 　　按照遗传学的最新解释，获得性有遗传的可能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说，在人类漫长的行程中，它获得的一切，经验、智慧、苦难、失误、成功、屈辱、思考、教养、吃过的咸盐、跨过的桥梁、晒过的太阳，等等的这一切，并没有在一个人躺进棺材的时候，完全地带走，深埋于地下，他有可能通过遗传基因，将这一切“获得”，遗传给后世。 　　感谢杨作新，他在变成高高山上一抔土的同时，为我们丢下了一个杨岸乡。杨岸乡在成长，在行动，吴儿堡家族那千百年来的沉淀，最后沉淀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便作为吴儿堡家族的代表，代表这个家族生存和行动在杨作新之后的年代里。 　　当然，眼下，他生活在保育院里，那个被人们善意地戏称为中共的“贵族学校”里，那个在后来的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和电视剧《悬崖百合》中被出色地描写过的学校里，那个与彭湃、方志敏、刘志丹、毛泽民的后裔们共寝一室的战时孤儿院里。他在成长，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的亲爱的父亲，在临死前，曾经以一位父亲的口吻，向他深情地祝福，说将来的世事是他的；相信他的父亲，在被阳光烤得发烫的地下，仍然会这样喋喋不休地祝福。 　　而与此同时，在金碧辉煌的肤施城，这陕北高原的首府，历史，正进入它设州造府以来最辉煌的时期、轩辕东渐以后它的最辉煌的时期。杰出的毛泽东，和他的同样杰出的领袖群体，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正变成一个钢铁的机件，在迫在眉睫的救亡局势下，在为不久后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蓝图的草拟中，工作着和奋斗着，战斗着和牺牲着。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猛虎入林，龙归故渊，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北斗七星开始高高地照耀。 　　未来的一段时间流程中，时代的标志将以一个人的名字为标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个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陕北高原生活了十三年的时间，他的足迹踏遍了高原的山山峁峁，他居住过一个又一个的陕北窑洞，他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的神话与传说。于是令这块神秘的高原，更加变得扑朔迷离，于是令父老乡亲的饭后茶余，多了许多的话题，于是令这块积蓄了几千年力量的土地，因为用力过甚的缘故，更加失血和苍白。 　　传说毛泽东在睡觉的时候，他的头一定要枕向北方；传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晚睡觉时，他的床下要放一盆水———他是水命，他是真命天子，龙身，离不开水；传说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经过葭芦河，刚刚过河，后边就发了山水，将胡宗南十万大军堵在河的对岸；传说毛泽东初入陕北，布置完割尾巴战斗后，嘱咐警卫员：“我太累了，我要到半山上那棵杜梨树下，睡一觉去，枪声密集，不要叫醒我，枪声稀疏，赶快叫醒我！”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过这种有口皆碑有口皆传的民间的艺术加工，这些神话却又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平凡和繁杂的生活所掩盖的事物的精核和本质。借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传奇亦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①。” 　　有一个最为精彩的传说，这个传说也是发生在转战陕北期间，地点是五百年古刹白云山。白云山位于佳县境内，号称陕北灵根。威赫赫的一座石山，屹立在黄河西岸，雄视远处的河套和近处的陕北，接纳鄂尔多斯高原与三晋大地的香客，山上楼宇鳞栉，古柏参天。毛泽东兵困白云山的故事，在陕北地面，流传甚广。 　　传说一九四七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胡宗南部下骁将刘戡，率领重兵尾随其后，穷追不舍，发誓要提着毛泽东的人头，回西安向胡宗南复命。后来追到白云山，其时正降蒙蒙细雨，刘戡指挥大军，将白云山围得水泄不通，单等雨停后，上山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在白云道观，已成束手待毙之势，好一个真命天子，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他要道长拿来签筒，道一声“游戏文章，不可当真”，抽出一支签来。这支签是上上签，大吉大利，签名叫“日出扶桑”。“扶桑”者，中国之旧称也。这“日出扶桑”一句，正是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古典解释。毛泽东看了签，大怒曰：如今此情此境，如何称得上大吉大利，如何称得上日出扶桑，遂一跺脚，将这签，掷到了地上。这一掷不要紧，只见天空“嘎嚓”一声响雷，雨点骤然紧了。如果单是下雨，也不打紧，要紧的是雨中夹杂着蝎子，而地面上的草丛里、石缝中，也纷纷有蝎子生出。这遍地的蝎子并不惊扰毛泽东一行，而专与刘戡大军为难。刘戡的兵，住的大约是帐篷，天上下蝎雨，平地生蝎，好端端的泥土，眨眼的工夫变出蝎子，密密层层的蝎子顺着士兵的裤腿，直往上蹿。刘戡将军见状，大惊，叫道：“老天怒了！”急令部队后撤三十里扎营。瞅这个空隙，毛泽东率九支队，扬长而去。少时雨歇，蝎虫骤然消失，刘戡见黄土路刚能行走，便率兵直奔白云山顶白云观。到了山上，道观里已空空如也，只一群建筑物，香火缭绕，一个老道长领着一群小道童，正在洒扫庭除。刘戡将军以手加额，叹息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遂举起手枪，对着大殿正中正襟危坐的真武祖师塑像，开了几枪。这刘戡不久后死于著名的宜瓦战役。而踌躇满腹的毛泽东，在刘戡将军毙命之时，他正站在陕北高原的另一座山头上，让报务员架起电台，从容地向人民解放军各序列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反攻的命令，然后取道吴儿堡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这是传说。这个传说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已无据可查。但是毛泽东在白云山抽签，抽了个上上签“日出扶桑”，毛泽东旋即发出大反攻的命令，这些事实相信是真的。后来有一个叫《巍巍昆仑》的电影，结尾正采用了这一事实，作为对一段历史进程的总结，和另一段历史进程的引言。 　　这个毛泽东与白云山的故事，还有一个结尾。据说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日，白云山道观收到一桩布施。有当时进香的人看见了，说是红布里包着的是两根金条。到底是什么，白云山的居士们没有向外边说。施主献上布施，便坐上吉普车走了。童子见布施上得过于隆重，来得又有些蹊跷，于是面露疑惑之色。道长捻着长髯，笑道：“有人欠我一笔人情，今天正是还愿的时辰。”再到后来，“文革”期间，中国地面上，诸多庙宇神殿、道观佛堂，被一荡而空，独这陕北高白云山道观，接上峰指示，劫难中留存了下来，香火依旧，只是香客稀少了些而已。 　　俚语村言，原本也当不得真，可是说的人多了，而且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便由不得你不信。传统的民族心理的原因，毛泽东在陕北的诸多故事，便像秦皇驾着帝王之辇，时时在子午岭山脊的秦直道上隐现，刘秀被王莽所追，路经丹州圪针滩，喝令这里的酸枣刺不生倒钩一样，以口头文学形式流传下来，代代相袭，并且对碑载文化，给以补充。 　　杨老太太在杨作新出事后不久，就死去了。她本该在杨干大之后，就死去的，之所以在人世上，多延挨了一些时日，多糟蹋了一些五谷，完全是为了迎接杨岸乡出世的缘故。他不出世，她不放心，她无法在见到杨干大之后，向他交代。杨老太太已经过于地苍老了，她的奶头已经干瘪成两张皮，紧紧地贴在瘦骨嶙峋的胸脯上，她的手指因为风湿或类风湿的缘故，已经变成了弯曲的难看的鸡爪。现在她好了，她躺在了她的男人身边，可以拉话，可以亲昵，可以不时地伸出手指，为男人捂住那永远不会停止流血的伤口。“先走为神，先入为主，看来，永生永世，你永远是我的统治者！”杨干妈对杨干大说。 　　荞麦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死去的。担任进军序列的一个连队的指导员的黑寿山，曾经有幸与她邂逅，向我们透露了些许她的消息。黑寿山后来重返小镇时，站在当街上，自然回想起来了，这个荞麦，正是他的杨干妈。儿子交给公家人以后，荞麦没有了牵挂，她可以放心地回到小镇，重过她的平淡的时光，可以放心地撒手长去———如果光阴不再挽留她的话。她的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黑白氏离开肤施城时，曾经吞吞吐吐地，提出一桩事情，而她，荞麦，当时也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这桩事情就是，她们两个，哪个先死，哪个就去陪杨作新。因此，荞麦抢了先，她安稳地闭上了眼睛，怀着胜利者的微笑回到了她的丈夫身边。高高山上一抔土，现在变成了两座相连的坟头，埋在一起的叫“合葬”，并排躺着的叫“并葬”，他们这个算合葬还是并葬，叙述者没有考证。 　　黑白氏活了很久，活到了我们的小说后半部开始的那个年代里。她依旧那么年轻和美丽，面白如雪，面红如酡。原先，她曾经准备早早辞世，以便去陪杨作新，当她听到荞麦的死讯后，她说：“上一次，我赶得早了点；这一次，我又赶得晚了点，看来这杨作新无论生死，与我无缘。罢罢罢，我还是过我的闲云野鹤的日子吧！”说完，放慢了时间节奏，款款地活下来，一直活到寿终正寝，老死袁家村。 　　这些都属于正常死亡。这些死亡，正如那最初的出生一样，无声而又无息，平凡而又平常，不值得为它花费太多的笔墨。几杆唢呐，一根引魂幡，世界上便少了一个生命，大地上便多了一个土包，如此而已。 　　另一个女性，杨蛾子却顽强地活下来了。她死死地厮守着吴儿堡，站在那三孔寒窑面前，站在�Ｅ仙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发着日月，等待着伤兵的归来。伤兵留下的那只怀表，在“铮铮铮铮”走着，走着时间，但是在杨蛾子的心中，自从伤兵走后的那个七月的早晨，生命之钟便在她身上停止了，她从此生活中唯一的目的，就是站在�Ｅ仙吓瓮�，她从此以后所有的工作，便是站在�Ｅ仙铣�歌。她凄婉地唱着：“自从哥哥当红军，多下一个枕头少下一个人。”她身穿一丈青，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以永恒的心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她唱出的那首歌子，后来一位有心人曾经将它整理了出来，歌子里庞杂的内容和弥漫在歌曲中那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令收集者不敢冒昧地为歌子取一个名字，于是便冠之以泛称，叫做《信天游》。这支由一位陕北女儿以她的全部爱心和感情唱出的歌曲，我们在本书下卷将要一字不漏地提供给读者。 　　杨蛾子在停止不动的守望岁月中，在杜鹃啼血般的吟唱生涯中，曾经有一次，稍稍地移动了一下她的脚步。那是一九五四年，去了一次肤施城。当年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重访陕北。林老在肤施城里，在当年被胡宗南部队破坏了的边区大礼堂门口，正应管理人员之约，蘸饱墨汁，铺开纸张，为这个建筑重题“边区大礼堂”字样，这时，一位身穿皂青，相貌俊秀，风尘仆仆的陕北婆姨来到他面前，跪下来，请他出面，寻找她的丈夫。老夫子听完诉说，站在边区大礼堂门口，感慨地说：当年许多军队和地方上的干部，都找了陕北婆姨，他们很多人离开陕北后，都把婆姨丢了，他们应当为这件事谴责自己。林老答应，他将尽力寻找这个赵连胜，但是，林老走后，没有下文。而杨蛾子，她在拜见了林老之后，又匆匆赶回肤施，她担心在她离开吴儿堡的这一段时间内，伤兵突然回来了，炕是冷的，饭是凉的，那样，她的心里将会难受和心疼。 　　哦，陕北，我的竖琴是如此热烈地为你而弹响，我的脚步是如此地行色匆匆，你觉察到我心灵的悸动吗？你看见我挂在腮边的泪花吗？哦，陕北，我们以儿子之于母亲一样的深情，向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你驻足以礼。你像一驾雍容华贵的太阳神驾驭的天车，威仪地行进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的流程中。你深藏不露地微笑着向前滚动，在半天云外显露着你的身姿，芸芸众生像蚂蚁一样出没在你的庞大的支离破碎的身躯上，希望着和失望着，失望着和希望着。哦，陕北！ 　　作为本文作者来说，他觉得他的饶舌到这里该暂停了，他用这一段饶舌向前一位主人公告别，并向下一位主人公的登场酝酿情绪。他觉得到此为止，杨作新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休息了，而读者也许已经有了接纳杨岸乡的思想准备。“隐身其后，让人物粉墨登场吧！”他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