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一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0个皇帝，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是国力强盛如此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元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我们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强盛的顶峰是在唐玄宗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8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他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爆发，“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一时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这一年彰显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倘若不是杨国忠一逼再逼，安禄山也许并没有真正谋反的意志；倘若不是唐将张巡死守睢阳，扼一城而安天下，甚至付出了吃人的代价，江淮必然沦陷在叛军之手。这两种假设前提任何一种成立，历史必然改写，必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可以说，公元755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与盛唐不可比拟的。 　　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历来为后世所重视。不过迄今为止，由于受到民间戏曲、小说的影响，后人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脸谱化、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倾向，如把唐玄宗称为“昏君”，把李林甫等权臣一概视为“奸臣”。实际上，开元和天宝年间，那些对时局产生了影响的人物，其作用和行为是各各不同的。后人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可以有忠奸善恶，有是非褒贬，但在这些人物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所不能企及，而是由当时的局势和环境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因此，盛唐的迅速衰败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两人所能挽回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综合而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便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探求历史的本质。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吴蔚 　　2006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