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一、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二、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三、“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四、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五、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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