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在邓小平伟大人生的旅程中，主持1975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伟大人物的涌现，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也是风云际会，有其历史机缘的。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经历过这些变故的人们，希望历史著作唤醒他们的记忆，新生的一代也怀有追索往事的兴趣。希望本文所探究的个中奥秘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愿望。
一、“八月指示"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又称“军队高干会”)的将军们，更是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被历史学家称为“八月指示”的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子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同时，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也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妄图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中止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权的部署。
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是在10月中旬。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全中国人民久已企盼的消息：“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着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并指出“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是适宜的”，要求各单位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反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却走出了低谷。他决心依靠周、叶、邓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二、毛泽东看好邓小平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主角，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说成是同刘少奇一起搞修正主义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被“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曲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是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那么赏识并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主席，同时还有周总理和叶帅。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是“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60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仅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称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人个别谈话。面对“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的提问，毛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的出版说明》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成“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指明：“《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印发了邓小平写的带有检讨性质的自传。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在林彪事件爆发前夜，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至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再度提到：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一席倾向性很鲜明的话，不是流露出了毛泽东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将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抓住机遇，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又一次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这一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又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该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个批语，虽然还有“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总的说来，对邓小平作了一个很不错的政治结论。特别是肯定他在中央苏区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即早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骨干；肯定他“打仗得力”、“有战功”，全国解放后做过好事，突出的是“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有赖于周恩来高超的政治艺术了。对此，周恩来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
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1972年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语，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批语有此意向但毕竟没有说得十分明白。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未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他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利用致函纪登奎、汪东兴的机会，在信中传达了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他们二人商办”以后，又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作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几天后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原来的住所。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遂于当天发出。
3月28日，周恩来带病与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邓的工作安排作出决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并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1973年4月12日晚7时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评说：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四、毛泽东、周恩来把邓小平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
邓小平复出只是事情的开始，他仅参加国务院业务工作，并没有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且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因势利导，又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是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这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为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
决定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他出面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主动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22日，外交部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周恩来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周的批示。显而易见，由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联大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但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周恩来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见，3月25日下午，在参加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向毛请示。因毛太累未能面谈。毛让秘书传话：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表示，将在明天(26日)向政治局传达。王表白：原来不清楚，既然主席这样说了，当照办。周要王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一谈。
这天下午，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王、唐担心26日政治局会议发生问题，于是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当与会政治局委员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江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得知会议情况后，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毛的提议。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的发言，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邓小平已被逐步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坚持把邓小平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办完后，周恩来因病情严重于6月1日住进医院，并在当天就做了大手术。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由邓小平代理，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就在这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以及“安定团结”的号召，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被重新提上日程。当时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而邓小平置身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准备至此也已经大体就绪。
五、毛泽东赋予邓小平历史的重任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事后知道，在1974年10月前后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此之前召开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王、姚进行了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20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在上海物色培养“工人大使”、外事干部110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能善罢甘休？于是江青等人以所谓“风庆轮事件”作为借以发难的题目。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集团一直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974年国庆节前远航归来的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早在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他们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而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又收到上海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均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往)反对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则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拿出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他们感到这一番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邓小平的口实和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于是王、张、江、姚立即赶到钓鱼台17楼江青住处星夜密谋，认为这一争吵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诬陷起因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也与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上午9时，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借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讲了昨晚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别有用心地诬陷：总理现在虽然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进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下午回到北京后便把毛的忠告当耳旁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江青处再次密商对策。18日中午，江青把将于10月20日陪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还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在18日夜间小会上，江青再嘱王、唐二人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她写的信，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第二天(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同邓小平谈过，嘱他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974年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段谈话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王洪文气急败坏的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对邓小平的好感，更加坚定他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要她们回北京传达自己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还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自己的病情，周恩来称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后同邓小平谈话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主席说：我赞成你!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又对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接着，毛泽东讲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把治党治军治国的重任赋予了他所信赖的邓小平：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材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材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24日、25日、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毛泽东对批孔是满意的，他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同时他又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淡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毛泽东还表示，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他已经获悉。
六、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行，要邓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地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1975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从1970年起就酝酿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革”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于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请邓小平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副总理出席、叶剑英和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即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等评语，并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至此，周恩来完成了由邓小平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安排。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立即卓有成效地领导了铁路整顿，同时挫败了“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阴谋。王洪文被迫检讨后到浙江、上海。毛泽东接受叶剑英的建议，命邓小平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这样，邓小平完全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过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以周恩来提出的“两步设想”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领导1975年的整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改革开放的试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为1976年清明节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打了基础，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了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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