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宝
1970年代末，正值开辟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和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深入进行，人们思想更趋活跃，对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议论纷纭，社会上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全面、彻底地清理“左”的错误，对历史问题作出全面总结，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澄清人们的不正确认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亟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及通过，就是上述历史任务圆满完成的集中标志。
一、“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的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并写进了随后的三中全会公报。在当时，不急于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因为邓小平考虑到，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为人们较充分地理解，到那时再去评价和说明，可能更好。邓小平还率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科学评价，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打开缺口，积极引导人们解放思想。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也日臻成熟。1979年，建国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随后，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班子，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并多次听取党内外的意见，反复斟酌和修改，写出了讲话稿，呈交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29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强调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实际上这次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已经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不少同志听了讲话以后认为，在这一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然而，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距离给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还有很大的一步……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等召集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等的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现在就要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就是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传达完邓小平的指示后，胡乔木对起草决议工作做了布置，决定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调人组成起草班子。他还要求分四个阶段做准备，当天就开始脱产，分段看材料，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此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陆续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某处开始工作。
1979年12月13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提出了起草决议的初步设想。他说，起草文件与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件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30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30年历史的读本提纲。关于这个文件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区别，胡乔木说，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他提出，总的是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劳而无功，不能贪大求全。这次谈话为早日定下决议的轮廓打下基础。
二、“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起草小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它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则由邓力群分管。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伊始，他就要求“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从1980年3月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有十六、七次谈话，讲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调。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参加，并同意和补充发挥了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为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刘少奇的平反，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国内外舆论所强烈关注，但也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异同：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课题。
于是，起草小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小组搞出一个供领导参阅的决议写作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他对决议的看法。他告诫大家，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呀？为什么对呀？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
他说，中心的意思是三条。第一，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在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当时习惯使用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了看法。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起草决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三点基本要求，起草组人员又对提纲作了修改，并送到邓小平处。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他说，总的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到这里，邓小平着重指出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一个基本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小平还以“大跃进”为例，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更以平等协商的口气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次他仍然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谈话前几天，胡乔木也看过决议提纲，他提出了送审的稿子中没有涉及的然而又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还对解决两大难题做了具体说明，为起草决议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胡乔木关于两大难题的想法，解决了起草决议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对邓小平三条要求的重要落实和补充。
在起草时胡乔木、邓力群一致认为，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胡乔木说，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非常首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写出来，既要提出实际发展的道路，又要提出一种理想。所以，《决议》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议初稿。
三、“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决议初稿给邓小平看后，他并不满意，感到整个文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列举事实方面差不多，但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了他对决议初稿的意见。他表态说，不行，要重新来。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在座的人都明白，邓小平是对决议初稿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感到不太满意。邓小平提醒在座的同志，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讲了几个原则问题。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我们现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方向，要向对于这个方向有怀疑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这个决议就是说服那些同志的重要武器。”胡乔木并提出了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起草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答案，起草工作顿如柳暗花明，进度明显加快。
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召开座谈会，随着讨论的展开和对邓小平所提要求的深入理解，起草工作渐入佳境。而这时胡乔木不仅参加稿子的修改，还亲自起草重点段落，“文化大革命”10年这一段即自始至终是他执笔的。到8月初，又拿出一稿，也有了正式的名称，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8月8日稿)》。
在中国共产党着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将如何评价毛泽东。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连续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以提问题尖锐、泼辣而著称，邓小平也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法拉奇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名记者的提问一针见血，邓小平的回答也一语中的：“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提出，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的是“四人帮”，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毫不回避，他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8月28日，法拉奇将这次采访的经过和内容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世界各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和评论。其中，某外电这样评论道：“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泽东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次采访时不无幽默地说：“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与此同时，针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传说和国内的各种声音，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维汉说：“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估价毛主席的功过，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历史，只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这有待于用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实事求是地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去教育他们……这样，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有利于维护毛主席个人的形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我国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决议起草工作顺利开展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沿着健康方向发展。
根据邓小平历次谈话精神，起草小组在9月10日再次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未定稿大约6万字，基本上是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写出的。这个稿子曾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胡乔木在会上对未定稿给予较高评价。他说：“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可是，胡乔木没有想到，此后对决议稿又进行了不止一次的热烈讨论，不止一次的重大修改。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起草组人员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子。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把《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由于预定参加讨论人数是4000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机关、军队、地方，以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人员和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了中央党政机关的讨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一次广泛深入地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等形式迅速、及时地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而一些重大的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编等上报中央政治局。据统计，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这充分说明了“四千人大讨论”之热烈和党中央对此重视的程度。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中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是相当好的，如压缩篇幅，去掉可以不说的内容等。此外，大家还普遍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写进去。但也有一些偏颇甚至相当极端的意见，对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不大理解。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交谈过(中央警卫局已把邓小平同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进行了宣读，并组织大家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好、能接受。邓小平还看了讨论的部分简报，密切关注讨论的进展，这样就可心中有底。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一方面，他肯定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要求把这些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另一方面，他也针对讨论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了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重申了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他尖锐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所以，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性严肃指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能让步。
邓小平还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具体意见。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他接着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决议起草期间一次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说理透彻精辟，尊重历史而又充满感情。在决议起草的最关键问题上，他直面“非毛化”的不和谐音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决议起草工作指出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如何对待和总结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纪委领导黄克诚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挺身而出。1980年11月，他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谈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回顾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后，他说道：“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黄克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21年后，他能够以坦诚、公正的态度评价毛泽东，使许多人深为感动，也说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
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事情刚刚发生，如何写，争议比较大。胡乔木根据中央的意见，亲自执笔，反复修改，写出了对这四年的基本总结，送给各政治局常委审阅。各常委除李先念因为出国访问未看到文稿无法表态外，其他先后通过书面批示或电话答复表示了肯定态度，仅华国锋打电话说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此段。邓小平、胡耀邦认为，既然有人不赞成，就先不加，等到“四千人大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因此，供4000人讨论的稿子，关于这4年的内容只有6行，100多字。果然，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包括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进决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提出，要把最近4年写一段，并以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革路线，之后走上正确道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提出，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非写不可，有人不同意写，毫无道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也主张写近4年的一节。许多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和此后揭批“四人帮”中有功劳，但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仍然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左倾理论、方针和口号，犯了不少错误。
“四千人大讨论”过后，胡乔木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一共12条，并且吸收大家的建议，对决议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就在这一讨论进行前后，对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也在加紧进行。由于这两大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他们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因此两案审判也就与历史决议的起草，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两案审理中，审判人员根据中央起草决议的精神，把握住一条根本原则，即只审判10名主犯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其政治错误，这就避免了审判江青等人时牵涉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行与毛泽东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分别被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时刻，人们以鄙夷的目光看着这帮曾经不可一世的反革命主犯，终于以被告的身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前述重大政治问题正确、恰当的处理，使评价毛泽东的感情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为决议尽快起草出定稿乃至以后通过决议扫清了障碍。
五、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转眼之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就此项工作当面向邓力群、吴冷西指示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接着，他又对建国以后的历史作了简要评论，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他表示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认为“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首肯胡耀邦的主张，即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和老干部，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人的意见。
3月24日，邓小平身体力行，乘到中南海陈云住处探望之机，专门征求了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陈云则对决议稿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仅仅过了两天，即把起草小组负责人找来叮嘱道，陈云同志的第一条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他还要求：“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
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他于这一年3月同邓力群的四次重要的谈话中。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陈云的建议与邓小平的要求是一致的，都在解决如何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的意见，常委、书记处一致表示同意。决议稿也因此加了“前言”部分，对建国前二十八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作了简略的回顾，最后决议形成了大约3.6万多字的稿子。
1981年3月3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召开六中全会和有关历史决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中再组织一次40多人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否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否存在等。4月7日，邓小平约见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针对议论较多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脚了。党的组织生活虽然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他还结合自己在1974年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轰动的事例，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次谈话后，起草组对这次讨论中的意见反复进行了鉴别、取舍、消化、吸收，终于又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准备提供给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六、“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前夕，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而国际上看中国，是怀疑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中也包括怀疑我们正在起草的决议是否拿得出来，是早拿出来还是晚拿出来。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朋友时，反复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称，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不能丢。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向他解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见，尼雷尔接受了。但是尼雷尔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也对邓小平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但是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写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国际友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担心。
在此前后，在多个场合，邓小平反复点出当时存在的一种片面看法，指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度研讨。出席会议的74人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老干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在开幕会上，胡乔木对决议稿中涉及到的诸如不用路线斗争等说法、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前十年的评价等原则问题作了几点说明。向来以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而闻名的邓小平，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他在充分肯定了一些好的想法和起草组所下的功夫后指出，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是在“四千人大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缺点是长了点儿。他希望政治局扩大会议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然后提交到六中全会通过，在建党60周年时发表，到时候就不要做更多的文章了。
邓小平最后强调，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在几个关键的，也是争论最厉害的问题上做了高度概括，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一直到29日结束。在讨论中，大家对稿子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再进一步修改后可以送六中全会讨论。另外，这次讨论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应充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面貌与贡献；增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的好作用的文字，等等。6月4日，起草组吸收了以上意见，随即改出新的稿子。而对于问题重要而又争议较多的部分，起草组则作了专门的汇报说明。讨论中，有人不同意稿子里面“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说法。程子华说，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比较好。周扬、宋时轮等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个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最后决议定稿时采取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提法。
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1981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他说，总结党的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不少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希望花点时间认真地帮助党总结历史，以便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搞好现代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大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有人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把建国以来每个历史阶段的成绩加以肯定，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个人的责任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使人信服，令人振奋，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许多人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另外，由于决议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包括外国专家也提出不少中肯意见，文稿修改时也力求予以吸收。
通过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统一了党外人士的认识，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顺利通过决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七、“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按照会议要求，独立思考，对党负责，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几位常委相继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邓小平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在宽敞的会议大厅。
接着，他具体谈了三点：第一，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第三点，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
在这次碰头会上，邓小平还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说法作了解释。与会同志也纷纷插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一次。
陈云插话说，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
邓小平接着说，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躺在病榻上的叶剑英则亲自给政治局常委和与会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与会人员同意委托政治局常委会定稿，提交中央全会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陈云看后，旋即请秘书转告起草组人员，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充分讨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29日的闭幕会上，陈云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邓小平最后讲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他说，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
《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后，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新突破。《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基础上，初步总结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初步形成。
和1945年的《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以下特点：多了历史的论证，少了一些理论的论证；前者着重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论述较多，对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提得较少。后者虽然只是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用了5000多字，但内容丰富得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也更加全面和准确。前者在分析犯左倾错误原因时着重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犯错误的根源，失之于简单，后者则没有这样讲；前者把我党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后者则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以上对比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决议》通过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注意和强烈反响。人们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壮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言语真切，感情真挚，朴素的话语中蕴涵了深刻的道理。西方舆论反应也很强烈。《华盛顿邮报》称，六中全会《决议》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是一篇有创新见解的论文，它“清除了过去的错误并为今后确定了正确的道路”。美国记者自修德(TheodoreH.White)称赞《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文件的思路很清楚，事实阐述得很明白”。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同年7月6日，《人民日报》就《决议》的通过发表社论指出，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对待自己历史基础上产生的，它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此后不久，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历史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10年后，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决议》的通过，他说：“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而20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献仍然经受住了严格而又公正的检验。《决议》的起草及通过，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以及保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的确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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