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称“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kù）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也显得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像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刘（备）抗曹（操）的时候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领导，往往是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那样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一样，绕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国的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过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帅，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他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一个叫做“原”的小国，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现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直到这时，晋文公才开始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听从子犯的教导，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统治，从而导致国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这个标准，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个就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总之，统治的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了最后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
所以，唐太宗时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他的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称为“人彘”；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也被幽禁，最后遭到毒杀。刘邦死后，他的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性格，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心存安邦定国的大志，在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他每次进军都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发动每次战役时他的军队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样，他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他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地留心各种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从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也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剑而斩白蛇，历经百战，最后获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非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后，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说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尚书》里也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里则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里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而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他二十五岁时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很漂亮，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看来，他年轻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冗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德的好皇帝。
刘秀在位三十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汉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刘秀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子陵，你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子陵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跟他谈了好几天，请他出来做官，他执意不从，后来隐居富春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请好友柳亚子出山，柳想效法严子陵。毛泽东为此赋诗：“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里说到的“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甚至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公主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打死他。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他说完便一头撞到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刘秀赶紧叫小太监抱住董宣，但要他给公主叩个头，好让她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叫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两手撑着地，就是不叩。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指刘秀）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都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些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刘秀不但没有怪罪董宣，反而褒奖了他，给了他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而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事后，刘秀一直记着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刘秀派专人去看望，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刘秀感慨他说：“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问题是，像刘秀这样的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几千的历史，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所以，现实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机制、制度才能保证每一个即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能成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总不能让亿万百姓用生命和血肉为代价，千秋万代地去碰运气吧！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那么前者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另一方面，汉文帝断案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后来又有人问虞世南：“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在内政方面，他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显得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他也仅次于秦始皇。总之，汉武帝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东汉史家班固在《武帝赞》里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继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那以谦恭俭朴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杰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德行，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也就是说，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风中长大的，其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叔、蔡叔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汉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样仁德，母亲钩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亲邑姜那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杰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可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的金柜，看了史官的记录后才醒悟的。假如让成王和昭帝都是从壮年才开始执政，换个时代，再换了辅臣，并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会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杰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杰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做了种种意欲谋反的事，但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讲的。
曹操的军师郭嘉曾经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里是说法制运用得当的效果。
《左传》里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里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由此看来，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如果一个帝王对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治乱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所该具备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对于治国来说也无济于事。那些只能说是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怎么做好帝王可没有一点儿好处。南朝的陈后主、五代十国时期的后主李煜、北宋的亡国君主宋徽宗，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者词人，但是，他们的国家却无一不是亡在他们对于所谓“艺术”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过于注意这些事物，就决不是国家的福音。
西汉时，丞相匡衡在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里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什么他前后会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倨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成为历史的垃圾，让汉光武帝刘秀一下给扫清了。”
班固说：“王莽出身国舅，最初纡尊降贵，凡事必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可以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帝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在其所面临的局势比夏桀、商纣王还要险恶时，王莽却居然能若无其事地自命为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无天，荼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不久，人民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乱臣贼子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说王莽属于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他就是那种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当垃圾来扫清的人。”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他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他策划了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在给我的奏章里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话的表现罢了。但我也原谅了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蓄。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有名的七律，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给一个人盖棺论定，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作谦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广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期十七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屐（就是高跟的鞋子），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但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整天只知道夸官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他并来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钓誉的本事。长大后，为了让伯父大将军王凤提拔自己，王凤病重时，他主动悉心照料，亲自尝药，故意弄得一连几个月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王凤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动，临死时请太后和成帝关照他，使他当上了黄门郎、射声校尉。
他对其他叔父也很孝顺，同时百般殷勤地结交当世英豪，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做事就越谨慎，待人也越谦虚。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车马衣物都送给宾客，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赈济穷人，家中一件多余的东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权臣都愿意和他交往。当权的人称赞他，说客游士们也到处宣传他，此时，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个叔父。
王莽善于脸不红心不跳地弄虚作假。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在重病中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见。此后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提倡俭朴，反对高官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给下层官吏和穷苦的读书人。他母亲患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到大门外迎接，客人们看她穿得那么寒酸，还以为是王莽家的粗使女仆，后来得知其是王夫人时，贵妇们一个个惊得发呆，都夸王莽是个清正廉洁的人。
就在王莽为自己精心包装的时候，汉成帝却正在温柔乡中与飞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纵欲，全部朝政几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地说：“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在这‘温柔乡’足矣。”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丧命于这‘温柔乡’了。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两家的势力潮水般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现了波折，这时他采取韬晦之术，上书辞职，退居新野，闭门读书，伺机东山再起。
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韬光养晦的三年里，上书为他鸣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在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而浓浓地涂了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够多的“罪恶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因此，善恶之争才会成为古今兴亡故事的永恒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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