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回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虚君共和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革命方法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