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都与权力斗争有关系。首先是年羹尧案内有两个附案,即汪景祺与钱名世文字狱。汪景祺,浙江钱塘人,举人,年羹尧的幕僚,其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不仅讥刺时政,而且对年羹尧大事吹捧,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誉之为罕见之功臣。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的功绩,“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又有“洗涮数十年之陋习,整顿数千里之封疆”的功劳。(《读书堂西征随笔·上年羹尧书》)年羹尧大逆罪之一是对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不行参奏。

  《读书堂西征随笔》内中又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讥讪康熙帝,还非议康熙帝的谥号和雍正帝的年号。尤其是在年羹尧青海建功后,汪景祺想到历来功臣都难以与人主相处,遭猜忌乃至于屠戮,而作《功臣不可为》一文呈进。文章主旨是责备人主猜忌,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大意说: 人主杀功臣的原因是由于庸主听说兵凶而惧,功臣能戡乱。认为能定乱者,必能作乱,那么己位就不保,因而疑之,畏之;功臣因功得上赏,礼数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结,人主因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议,甚而谏诤,则谓之无人臣礼,谓之骄横,遂厌弃之。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

  汪景祺说,无论功臣怎么做都要获罪于君,所谓“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以槌心而泣血者也。”他在结语中讲: “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汪景祺劝诫臣子不可以做功臣,也劝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产生于中国古代,是我们祖先的光荣。

  汪景祺做此文,是一种冒险行为。此时,年羹尧的时运正处在盛期,汪显然是要给他提供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以年羹尧的秉性,他是不会理解这一层意思的。现在雍正帝看到此书,其感受可想而知。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此书实在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了。但是雍正帝也不得不有所避讳,不以“功臣不可为”之论定罪,只以他诽谤康熙帝之罪,按照大不敬律,将他处斩。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再说钱名世案。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以参加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授议叙,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钱赋诗八首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用的是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运用此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当年,周公召伯共同辅佐周成王。大臣以摄政方式治国,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君臣分享权力的方式。钱名世引这个典故,也暗合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虽经历代君主一再地歪曲,儒家的本来意思,仍没有消亡。而皇帝却是实实在在地反对孔子的学说,“雍正阅之,大为震怒”。

  钱名世诗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胤禵调兵进藏平乱,立有大功,康熙帝为之立一碑,碑文为阿布兰所撰。雍正帝继统以后,嫉恨允禵之功,认为碑文不实,只写了允禵的功劳,没有突出“皇考”,于是又重写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应照先例为他再立一碑石。允禵是对雍正帝威胁最大的政敌,这“第一碑”雍正帝都不能容忍,怎么能为臣子再立“第二碑”?雍正帝说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为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将其革职,发回原籍。比起汪景祺、查嗣庭来可谓从轻发落了。钱名世颇有文名,但“行止不端,立身卑污”,“为名教所不容”。雍正帝别出心裁地以“文词为国法”,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把它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住宅以羞辱之。又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亲往审视,是否悬挂。这就制造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钱名世一生都喘不过气来。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有云: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雍正帝要令天下读书人都不可以照孔子的原意理解儒家精神,而要按照皇帝的意识改造思想。雍正帝令科甲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他,再由钱名世把它们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并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人臣之炯戒。警告文人学士“深恶痛绝,共为切齿”。正詹事陈万策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句。意谓钱名世与戴名世(康熙朝之《南山集》文字狱案犯)同是叛逆之罪;钱亮工又与在狱中的周亮工(入《贰臣传》)同是奸伪之人。或指年羹尧,年字亮工。这首诗得到了雍正帝的夸奖。有些人却因为诗作得不称皇帝的意,倒了大霉。如侍读吴孝登以诗作谬妄,被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则以诗意乖误革职,平白无故地遭到整肃。这虽是整肃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清算儒家的君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