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结发妻子比起来，朱元璋的贫贱之交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古语说“狡兔死，走狗烹”，各朝各代的开国皇帝都很难避免杀功臣的事情，但杀戮功臣最多最惨的还是朱元璋开创的明朝。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弟兄们几乎被他杀了个精光，一杀起来就是满门抄斩，而且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让几百年后的人听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可以同患难，为什么却不能同安乐？究其内在原因，无非是形势改变，人也随之改变。
当年大家一起打仗，战争时期没有涉及到太多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建立明朝之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利益纷争摆到了首要位置，各种问题也就由此产生。开国不久，朱元璋为功臣徐达修了纪功坊，另两位功臣吴良、吴祯兄弟酒醉路过，看到后气不打一处来，认为皇帝只给徐达修而不给自己修，是对他们功劳的藐视，于是动手就砸，直到惊动了朱元璋。第二天朱元璋问明原因，知道两人只是与徐达争功，并不是存心挑战自己的权威，也就一笑了之，给两人也修了就算完事。
如果功臣们只是为这些细节上的小事纠缠一番，朱元璋倒也不会太介意，但功臣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和奴仆卫士，身边还有许多依附他们、为他们出谋出力的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带兵打仗出身，在各地军队中拥有很高的威望，使得朱元璋越来越不放心。再加上许多功臣肆意胡作非为，大量侵占民田，纵容家人欺压无辜，完全不把法纪放在眼里，终于成了为害百姓和王朝政权的祸首。朱元璋也曾经几次三番警告，比如在洪武六年的时候他就命令工部铸造了一块铁榜，上面明示了不许“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不许“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他亲属人等，倚势凌民，侵夺田产财务”；不许“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等等。但曾经为缔造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功臣们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铁榜放出后他们照样犯法不误。
自己在世时功臣们就已经这样无法无天，等到百年之后，自己的继承人面对这样一群不知进退的元勋时，还能够坐稳江山吗？在朱元璋看来，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他理应享有对这个国家的绝对统治权。面对越来越无法主宰的形势，朱元璋终于不能再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以各种名义诛杀功臣，首先爆发的就是洪武十三年时的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开始追随朱元璋，明朝建立后一直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洪武十年左右做到丞相的位置。徐达和刘基等人一直很看不上胡惟庸的人品，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提出过不同意胡惟庸担任丞相，胡惟庸得知后便一直怀恨在心。他曾经想要买通徐达的家人诬陷徐达造反，但却没有成功。朱元璋也没有听从徐达和刘基的意见，仍然任命胡惟庸为丞相。后来胡惟庸的权势越来越大，人也日渐跋扈骄横起来，他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意控制朝政，各部门上奏给皇帝的文件先拿来自己看，如果有对自己不利的意见就藏匿起来不给皇帝看到。各处的钻营之徒和想要办事的人都纷纷找上门来，送给胡家的金银财宝和珍奇名马不计其数。这时胡惟庸仍惦记着当年刘基对他的意见，总要找机会把他毒死了才算解恨。
后来朱元璋终于决定剪除胡惟庸的势力。他逐步削去了胡惟庸的各种权力，最后把他处死，还追加了各种谋反通敌的罪名，又趁此机会将许多功臣牵入此案中，说他们与胡惟庸结党营私，打算共同谋反。结果许多开国功臣全家被杀，十年间共处死三万余人，共有一公、二十一侯被杀死或者在死后被削去爵位，朱元璋为此还专门作了《昭示奸党录》颁行天下。
胡惟庸案牵涉时间、范围极广，连早已在家休养的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被扣上意图协助胡惟庸篡位的罪名，全家七十余口都未能幸免。后来有人上书为李善长鸣不平，说他本来就已经位极人臣之首，即使再帮助胡惟庸当上皇帝，能享受的荣华富贵也不会超过今天，何必还要冒造反的风险？如果说他自己打算当皇帝倒还有可能，要说他帮助胡惟庸谋反，简直是荒唐至极。朱元璋看了以后没法反驳，也没有再追究。
胡惟庸案是对功臣势力的重大打击，十几年后的蓝玉案更是几乎把功臣势力诛杀殆尽。蓝玉也是凤阳定远人，还是常遇春的内弟，英勇善战，屡次立下赫赫战功，朱元璋很欣赏他，将他比作历史上的名将李靖、卫青。但他后来也是居功自傲，嚣张跋扈至极，随意侵占民田，鞭打前来调查的官员；随便操纵军队人事处理和部队调动；出征时侵占战利品；途经喜峰口时由于守关官员没有及时开门，他竟让兵士毁关强行通过。这些都引起了朱元璋的强烈不满和警惕，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审讯中又牵连出许多开国功臣，朱元璋趁此机会又将许多开国功臣灭族。这次前后共杀了两万余人，事后据此事件颁布的《逆臣录》中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名列其中。
从此之后，功臣们的势力再没有对朱元璋的统治造成任何威胁，以至于当他的孙子建文帝受到叔叔燕王朱棣的军事进攻时，昔日的功臣良将荡然无存，竟没有人能为他统兵打仗，保住皇位。但无论如何，夺取孙子皇位的毕竟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朱家的江山并没有落入外人手中，这也许是对长眠地下的朱元璋惟一的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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