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达的前言是这样写的：“出过《周作人评说80年》、《张爱玲评说60年》之后，犹如做一副对子一样，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语堂评说70年》了。”为什么？因为“三人都有些‘另类’，围观者多，评说纷纭，在现代文坛上，比起别的圈子，好象（像）另有一番热闹”。
这样说大抵不错。不过，比起周作人和张爱玲，林语堂的“另类感”要强得多。在20世纪中国文坛，林语堂不是像鲁迅、穆旦那样的“叛逆者”，也不是像郑孝胥、陈衍那样的“卫道者”。他是一个“闯入者”，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又返归到中国文化中来的游子。论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和为西方人熟悉的程度，能和林语堂相比的只有一个胡适。但胡适是有“清儒家法”的，出国前旧学已有了相当底子，他的出国如同凤凰的涅槃。林语堂则不然，他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九岁已经上台讲道，教会小学教会大学这么一路读上来，年轻时“几乎中断中文学习”。虽然他出国留学时已经24岁，可是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远胜中国文化。林语堂的文化气质更近似于“生于南洋，长于西洋”的辜鸿铭和在日本成长的苏曼殊。
林语堂的特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或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编《开明英文读本》，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目的是将西方的绅士品位引入中国社会。他先后引发的两次大争论（《子见南子》的演出与《尼姑思凡》的英译），都是为了他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的古人古事。他因为周作人的介绍喜欢上袁中郎，于是大肆提倡“性灵”，其原因如陈平原所言，并非只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古人，更是因为性灵派文论与西方表现派文论“异曲同工”，给了他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接口。他将“HU-MOUR”译为“幽默”，鲁迅等人很不同意，因为这个来自屈原的语词太容易被误读成“静默”，但是林语堂更反对将幽默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滑稽”或陈望道译的“油滑”。这两种翻译思路的差异在于将哪种文化作为本位文化。从严复到鲁迅，都是将“信”放在第一位，宁愿突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好对中国文化动一个彻底的手术。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则更接近于传教士，只顾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觅得一条便捷的途径，运输损耗在所不计。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林语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美国知道他的人比中国还多”。他的《吾国与吾民》占据畅销书排行榜首52周之久，他因《瞬息京华》（即《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是林语堂在中国，名头并不是那么响亮。《语丝》时代他跟着鲁迅，《论语》时代又跟着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并无独到的贡献。人们尊他一声“幽默大师”，其中总带着几分揶揄。他的中文委实不算好，所以《瞬息京华》自己不敢译，要请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代译，可是人们认定他是个文化贩子，连带怀疑他的英文水平。他们还讥笑他的犹太商人式的精明，不见钱不给稿子，兄弟拿几件旧家具还要算钱……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例子，现在还有不少（如高行健）。倒不一定是偏见或傲慢，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以为中国就是辫子与小脚的西方人眼中，林语堂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东方之门，苦心营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中国幻境。反过来，林语堂在中国谈西方倒还罢了，他竟然大谈特谈明人小品、性灵文章、李香君的画像、院子里的竹树和梅花！新派骂他反动，旧派笑他肤浅，浮浮沉沉几十年，林语堂始终未能被加上大师的冠冕。
然而林语堂毕竟是重要的。在那么多人汲汲于向国内输入西方文明的火种时，他反向的写作，将“文化中国”的概念灌输给西方读者，影响了几代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当林语堂赞美中国的种种好处，也许不单是出于文化自尊心的驱使，也蕴含着要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寻觅一套更合理的生活法则的意图？读完70年人们对他的种种批评、忆念与论说，林语堂的形象似乎更为模糊。这恰恰构成了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更同情地了解这位文化进出口贸易从业人士的最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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