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中国人从走卒贩夫到公卿巨宦都有皇帝心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要么，有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被判处死刑的理由总有“意欲篡弑”这一知条呢？岳飞说了一句自己的眼睛长得像宋太祖，就成了谋反的罪证之一；被破弹劾的经济案件往往伴随着政治问题，被搜查的时候，查出了龙袍以及其它的皇帝专用品，凡此等等。中国人当皇帝的机会有的是。刘邦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帝起于细微”的故事太动人了，到了朱温，以降将之身，受赐“全忠”大为惊喜，这“人王中心”不是皇帝又是什么？作为军事将领的赵匡胤，一领皇袍加身，赶下了周柴天子。在他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这样的闹剧已经上演过多次了。
就像挤线较热的公交车一样，上不了车，着急；上了车，就不愿让别人再上来挤了。当皇帝前还有点沉稳劲儿，当上皇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怕别人“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赵匡胤才玩了个“杯酒释兵权”。其实，杯酒释兵权不是什么新鲜招儿，刘秀早就用过，只是不这么叫【注1】。
聪明的皇帝有烦恼，糊涂的皇帝也有烦恼。不聪明的又不糊涂的皇帝就更难受了！相干点事儿，又没相应的才干；不干正事儿，又有一帮装模作样的大臣在不断地给予批评乃至顶撞。
是神，是人，自己也分不清。
宋徽宗就是既不聪明又不糊涂的那类。
在整个《水浒传》中他虽是个配角，但他所代表的心理倾向却极有价值。因为，他承接的是一个冗员无数、腐气冲天的烂摊子。
在位二十四年间，他也有过重大举措，不过多不奏效，便心灰意懒了。《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办花石纲一事，在史书上也凿凿不磨。他上任之初，力复新法，也是寄希望国家气氛由此为之一新，而不惜采取了一些偏激的改革措施，比如崇宁三年（1104年）的重树元祐党人碑，没点政治胆量是不行的。在推行王安石派系传下的新法的同时，还改革了教育制度，把书学、画学、算学列为国立教程。这项改革实属不易，因为儒家一直把书、画、算还有工艺技术视为末计、小道，不能与四书五经的大道相提并论。
作为皇帝，他也能知错即改。过了三年，发现立元祐当人碑一事不妥。马上撤掉并解除对元祐党人的禁令。下诏求直言（——可以批评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并给一批冤假错案平了反。
一个末世皇帝能作到这样，已经十分不错了，尽管他想也没想自己会被掳到金国去。
干到第十个年头儿上，他还挺来劲儿，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争取联金灭辽，拿回一些失去的土地。所以，《水浒传》大书灭辽一事并把功劳记在梁山好汉头上，也不完全没有史实根据。
【注1】《廿五史纲鉴》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卷曰：“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邓禹、贾复知帝偃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四兵，敦儒学。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他的政治反省力与平衡术也不错，在给元祐党人平反后，并没把元祐党人的政敌贬下去，反而再次提高王安石的地位，追封王安石为舒王。王安石的儿子也被追封了爵位并从祀孔庙。
宋徽宗还是个富有同情心人，大概和他的艺术家气质有关。当时，宋朝的城市经济畸型地繁荣，破产的业户与农村的贫困人员便寄生于城市畸型的繁荣。以乞讨为生的人再遭灾病，免不了死掉。宋徽宗批准蔡京采取了三种措施：建居养院，收养乞丐和贫困人口；设安济坊，给看不起病的病人提供医疗与护理；设立漏泽院，负责无法安葬的人的丧葬费用。所以，当代中国学者（2003，尚园子、陈维礼）高度赞扬说：“试想，在800多年前，今河南开封的一个没钱看病的穷人，就能到政府开设的免费机构得到治疗，吃到药物，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制度。”
我这沉重的肉身啊！
面对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能做到这些，已十分不易了。皇帝作为俗世的肉身，他是人。首先是人的儿子，而不是天的儿子；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家的气质决定了他向往美好精神生活的一面必然借助政治权力表现出来。
如果说联金灭辽是国家战略上的失误，那么尊崇道教的责任则完全要由个人来负责。在他执政的后半部分里，他的精神生活借助政治权力而充实，国家财政去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额外支出，像办什么“千道会”、造什么“万岁山”之类的。
这种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形式上有效的东西，还不能解决一个名神（天子）实人（赵佶）的人的内心无奈，那种深度的无可奈何。在蔡攸的劝说下，他终于认可自己是人了，要尽可能享受人的享乐。蔡攸说：“人生能有多少岁月，岂能徒然劳苦自己。”
对，这话对！玩起来看。《水浒传》中写皇帝宠幸妓女李师师，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佶常“轻车小辇，出入于街巷郊野。”
宋代文人嫖妓成风。允许文人嫖，为什么不允许皇帝嫖？况且他还是个很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呢！是个大牌的文人。
李师师不是个平常妓女，只图钱财。史载：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染局匠之女，四岁父死，遂入娼籍李家。为名妓，色艺双绝，慷慨有侠名，号“飞将军”。徽宗微行，屡至其家。徽宗禅位，她曾献金助饷。抗金，并乞为女冠。“
不过，她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没得到理解。徽宗的儿子即位后，下令没收她的家产。一段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婚外情，以悲剧而结局。
一个曾为皇帝的人面对着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悲剧，也无可奈何了！
作为皇帝的无可奈何，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之前最有名的该是汉哀帝，此后的是明武宗。刘欣觉得当皇帝实在没意思了，当着众大臣的面说：要效法尧帝，把位子传给董贤。——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选择，现在看来真是一种明智的举措——谁还愿干自己已腻烦了的事儿呢？大臣们一齐反对，刘欣也没办法。对于一位上书者过激的指责，既不表示肯定，也不治罪。权当没这么回事儿。
无可奈何的皇帝还得当下去。但是大汉江山却在十年后落到了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王莽手中。王莽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收拾不了这么个烂摊子，并最终搭上性命。
还是明武宗【注2】好一点，就用性欲来排遣无奈吧！在每每短暂的刺激中，忘了无奈。
【注2】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弘治五年（1492）立为皇太子，十八年即位，年号正德。初期信用太监刘瑾，司礼之权高于内阁。后宠信佞臣江彬等，皆赐朱姓。好声色，建豹房，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等地巡游；喜弄兵，自称威武大将军。因过度荒淫，无子。溺水得病而亡。
当了皇帝又能如何
《水浒传》写宋江一心招安，不想当皇帝，在多数人看来不可理喻。其实，宋江很聪明。当那个烂摊子的掌班人有什么用，还不如用手中的资本换个官职爵位为好。——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叫“搭便车”。尽管这趟车的尽头可能是万丈深渊，但到万丈深渊之前，驾车人还要费心思呀！
愿当皇帝的是傻种，能当又不想当的是坏种。这就是《水浒传》给后世野心家们的一项最重要的忠告。乍看宋江招安思路，觉得很庸俗，其实其内在却富有理性。虽然说整个招安的操作也很庸俗，实际上也是社会整体性无奈的一种表现。
经过理性的筛选、道德的磨合，宋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皇帝的无奈：皇帝是最大的无奈的载体，所以也最不幸。不甘寂寞的郓城小吏，本来只想是在体制内进一步实现，没想造反，上了梁山也实属无奈。
“我不能从一种无奈跳进另一种无奈！”——这才是宋江最深层的意识。
第一番探道儿，见了李师师；第二番就让燕青去说实话。多亏师师是个侠肝义胆的风尘女子，才敢为招安牵线搭桥。
第二番时，宋江没亲临现场，完全由燕青一个现场操作。忠心耿耿的燕青回来后，一五一十地汇报。宋江除了对招安有了心理把握外，对一些细节，也不能不深思。
什么细节？
就是徽宗一番最人性的道白。
《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写道：
李师师叫燕青吹萧，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艳词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
一个“私行”说出苦衷，一个“消闷”说出无奈，一个“勿疑”说出人性。是呀，身为皇帝的人还不如当年他一个郓城小吏自由里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结婚，皇帝却不能这么做！我宋江敢同阎婆惜公开同居，皇帝却不敢。
这皇帝有个什么当头儿？！招安，还是招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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