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礼记·王制》成为刑法指导原则以后，堵嘴也便由一种定罪的艺术堕落成了纯粹的技术操控即实用主义技术。
如果说孔子杀少正卯以及司马迁给项羽、班固给霍光定血统罪－－还有些艺术味道，那么王章死于“非所宜言”则完全是汉成帝的技术操控的“杰作”。至于魏末司马氏之以“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名杀嵇康－－那就只是一个怎么把技术操控更实用化的问题了。
汉成帝（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在位）时代，正是王莽积累实力并初收成效的年代。这时，汉家政治已经混乱到无法理清的程度：人心动荡，一个谣言便让从高官到草民的所有人屁股上长草，心头生毛；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相互绞杀，搞得本来就无能皇帝更加头昏脑胀。似乎上天也有意恶作那一代人，时不时生灾与异，什么大雨（洪灾）、地震、石头冒火、日食、流星雨了，总是故意扰乱本来就很迷信且浮躁的人们。
出现日食和石头冒火的第二年，即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天，皇帝终于找机会使心理多一点安全感，因为从春天以来他就更加发毛了－－春天发生了日食。发生了日食后，国内似乎出奇地平静，人们既担心又想看到的东西没有出现，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病人，老是等不来诊断结果。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削弱行政长官的权力。
冬天是个人闲的季节，也是个能生点事儿的季节。成帝左右的大臣们向没有实权的成帝推荐了一个人才，他叫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既是著名学者又有皇族身份，还是位政客。他为反对王氏外戚势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汇集从上古至秦汉年间的祥瑞、灾异记载，推究人事、附会人间福祸，写成《洪范五行传论》，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献给成帝。成帝知道他的忠心，但终对王氏势力无可奈何。此时，向成帝推荐刘向之子是一个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成帝打算任命刘歆为中常侍（私人助理兼顾问），但左右大臣坚持通过大将军王凤【注4】的许可才行。
本来，成帝都吩咐给刘歆取中侍常的官服了，却出来了反对意见。成帝想打马虎眼：“这么小的事儿，就不用报告大将军了。”左右大臣可不敢这么做，给皇帝叩头，坚持报告给王凤。王凤接报后，说：“不行！”刘歆当顾问的事儿就泡汤了。
这个事太不象话了，导致了一位一直隐忍着的正直官员不满的爆发。他叫王章，是京兆尹（首都市长）。他递上奏章弹劾王凤。所列的王凤罪恶，不只限于大权独揽，还有他向皇帝推荐的美人不是处女的问题。进一步引羌胡纯正血统的办法，所谓“杀首子以荡肠”的传统：把结婚后首生的孩子杀掉，怕是女方怀着孩子出嫁的。
王章正直地有点让人不敢想象，虽然他是王凤推荐的，但并不依附王凤；他也聪明地让人不敢想象，在着力打击王凤的同时，又给成帝举荐了一位完全可代替王凤的人选－－琅邪群太守冯野王。
这套政策设计十分完整，但也引来了重大的利益冲突。王凤以退为进，声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这一手儿很厉害，首先让成帝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王凤毕竟是他的亲娘舅（成帝即位时以元舅身份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即最高军事首长和最高行政长官）；其次让朝廷面子丢失殆尽，成帝不想让亲娘舅掌实权，但并不完全剥夺他，而是让他以荣誉身份呆在朝里，充个门面。
在政治预期与现实窘迫间，成帝向现实妥协了。下诏挽留王凤，很勉强地再次任用他。
这一个变局，使成帝心情坏到极点：他不但没有找到心理安慰，反而心中更加难受。
怨谁呢？都怨多说话的王章！好，就杀了他，找个心理平衡吧！于是让尚书弹劾王章。弹劾王章不那么容易，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片忠心驱使。
找不到正式借口，就找“斜荐儿”。他说的“杀首子以荡肠”的话，很不成体统。于是，下诏说：“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引胡杀首子，非所宜言。”
“非所宜言”四个字要了王章的命，王章被在狱中处斩。一颗忠诚的心停止了跳动，一颗聪明的大脑离开了躯体。
“非所宜言”是什么意思？
第一层可曰：说了不该涉及的事情；
第二层可曰：说话者的身份不合适。
这也更加重了成帝的人格分裂症。刘向再次劝他保刘氏江山、防卫王氏坐大，他只是唉声叹气，而无力改变，喃喃地说：“你不必从说了，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端，他又对重病在身的王凤许下政治诺言，继续重用王氏，答应用王音接替王凤的职务。
那是一个整体患有精神性疾病的时代，不惟成帝如此，后来夺取了权力的王莽也病态明显－－朝令夕改，心血来潮，凡此等等。
“非所宜言”是汉律中一个很特别的罪名。从法学角度讲，即没有特定的要件，也没有内容限制，更没有可类比的法规为参照，所以可任意解释。说穿了，它就是一条想法不让人说话的法律，功能就是堵嘴，用来威慑那些敢说话的人和被允许说话有超了规定范围的人。
成帝虽然解了一时之恨，但总于心有愧。
然而，还是有人敢和他较真，在王章被杀了头约九年后南昌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梅福（也在冬天）给皇帝上了书，指责他“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议，反而大肆杀害这些人。”并力陈天下的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等等。成帝胆怯了，已经听不进这样的建议去了，只当这个小官什么也没说。好在，没有以“非所宜言”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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