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合

作者:江才健




  从1955年开始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32篇论文。李政道曾经写过:“杨振宁和我的合作,和当时物理的发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我们的合作紧密而且成果丰硕,是既竞争又和谐。我们共同的工作激发出我们最佳的能力。结果远比我们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
  杨振宁也曾经说他和李政道合作是令人羡妒的。
  1956年他们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
  1957年杨、李得奖以后,两人的合作更加密切,也在科学上迭有佳构。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历史上,像杨、李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十分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许多人喜欢提到的,是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那个时候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史诺,曾经很兴奋地回家和太太说,研究院来了两个极端聪明的中国物理学家。
  除了科学合作之外,杨、李两家人也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普林斯顿以及暑假在布鲁克海文都曾经毗邻而居,李政道后来有1952年出生的李中清和1956年出生的李中汉两个儿子,两家孩子也玩在一起,他们还有一张两家大儿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
  许多人都认为,而且他们两人也并没有否认的是,造成他们两个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1962年5月12日出现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在欧洲和美国访问了几年。1961年暑假他在日内瓦欧洲粒子物理中心访问,碰巧和李政道成为邻居,伯恩斯坦因为打网球扭伤了脚踝,所以在搭李政道便车时和李政道熟识。那时候李政道已经和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伯恩斯坦在谈话中了解到杨、李合作的许多事情,他鼓起勇气向李政道提议,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李和杨科学合作的文章,李政道同意了。
  杨振宁后来说他当时就对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认识,而和李则是亲密的朋友。可是他又无法和李谈此事。伯恩斯坦只访问了他一两次,而李则经常和伯恩斯坦接触会谈。结果伯恩斯坦这一篇叫做“宇称的问题”的文章,刊登在《纽约客》杂志的人物特写栏目中,文章刊出以后,非常成功。伯恩斯坦也因为这一篇文章一举成名,后来虽然还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里教物理,但是却成为许多著名杂志的作者,写了许多通俗科学方面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宇称的问题”,英文的原文“A question of Parity”有双关的意思。“Parity”既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又是日常语言中的“平等”。在外行人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变成“平等的问题”。杨振宁说,他不知道取这个双关的题目是李的主意,还是伯恩斯坦的主意。可是很显然李喜欢这个双关题目,因为20多年以后,他在《论文选集》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宇称不守恒历史的文章,题目又是双关语“Broken Parity”。在物理学家看来,是“破坏了的宇称”,在外行人看来,却是“破坏了的平等”。
  伯恩斯坦的这一篇文章相当地长,从杨、李两人在1946年芝加哥相遇写起,写了两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参加填字谜的竞赛到科学的合作,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并且引用了两人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以及描述了两人的家庭和友谊以及个性,是一篇相当详尽的讨论两个人关系的文章。伯恩斯坦写完后在《纽约客》刊登以前,曾经给杨、李一份校样先看一看。
  杨振宁在不得已之下,给普林斯顿的大家长奥本海默看此校样。奥本海默于是出面说,杨、李的科学合作的内情,不必要公开的去发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经领了《纽约客》杂志的稿费,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发表不可。
  根据李政道在他《论文选集》里那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所写的是,“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1.题目里,2.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3.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君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这一次的争论以后,杨和李有一次长谈。杨振宁是这样写的:“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有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同家庭中冲突的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了。”
  李政道的版本是这样的:“根据杨振宁说的是4月18日,他到我的办公室,说起来名字的顺序还是让他十分烦恼,而且这个问题遍布在我们所有的合作之中:根据字母顺序的‘李和杨’让他不开心,因此我建议也许我们以后不要再合作了。最后我们都同意,至少我们要停止合作一段时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杨振宁对于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里面排名的问题,并没有否认。但是他说4月18日两人的见面长谈,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说不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这是他们友谊的真情流露。
  (王雪森荐自2002年11月9日《山西家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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