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奖状里的忏悔

作者:杨孟琪




  我教书四十多个寒暑,退休了。每当目光触及那一箱国、省、市颁发的奖状时,那件令我省悟的事总是浮现在眼前:
  暑假,我正在学校忙学生填报志愿的事。午休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正冲着我笑哩。我后退—步,打量着她:高跟鞋、喇叭裤、露脐衣、卷黄发……手提新潮防晒伞,肩挎椭圆小坤包,俨然—位归国华侨小姐。
  “不认识了,杨老师?我是您的学生谷新秀哩……”
  “谷——”,字到嘴边又缩回来了,我记得是有一名叫谷新秀的学生,可站在我面前的是她吗?
  记忆把我带到六年前秋风送爽的时候,在课堂上,我考默写,点了“谷新秀”这个名字。
  一位小姑娘腼腆地站起来,忸怩了一会,羞怯地走到黑板前,规规矩矩地写完了《沁园春·长沙》,红着脸回到座位。当我表扬她时,她又羞涩地低下了头。等到我讲新课,她竟又从座位上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补鞠一躬。顿时教室里响起—阵哄笑……
  “杨老师,吃糖呀!”娇柔的女高音把我从记忆深处拉了回来,“高级巧克力……”她从坤包里抓一把向我塞来,我又后退一步。她乘势进屋,把糖放在桌子上,染红的指甲、发亮的戒指,在我眼前一闪。
  我又想起了六年前一个严寒的冬夜。正是期末考试前夕,我走进教室辅导,发现她伏在桌上啜泣。同桌的刘佳丽告诉我她手冻坏了。我一看,不禁惊叫了,哎呀,这哪叫手,像发面包子一样,上面全溃烂了,还在流水。我责怪她不爱护自己,她哭得更厉害了。下自习后,刘佳丽告诉我,她父亲去世了,家里只有瞎子妈妈和左手萎缩了的弟弟。我这才想起她蜡黄的面色、用青布接了两寸多的上衣,心里一阵内疚,于是告诉她明天可以不考试。想不到第二天这双红肿溃烂的手又抓着笔吃力地写着。
  而今天把五彩缤纷的巧克力放在我桌子上的竟是—双像春笋一样白嫩尖削的手。
  “杨老师,您是不是真的当了校长呀?”她皱着眉头悄声地问。
  “你,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事?”我看出她不愿在这里呆又不好离去的神色,料定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急于终止她的表演。
  “啊哈,我是来看老师的,毛主席都说老师永远是老师……”
  “不敢当,不敢当啊,你是大学生,我是中学老师,你是——”这不是谦逊,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竟会是这位新潮女郎的老师。
  “哪里,哪里,看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她渐渐压低了声音,“学生嘛,一辈子忘不了老师,一辈子也离不开老师的帮助,我快毕业了,决定留武汉,您是不是……”
  图穷匕见!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
  “你留在武汉,妈妈眼睛看不见怎么办?”我禁不住提这个要害问题。
  “有弟弟啦!”她答得干脆。
  “你弟弟不是手不方便吗?”
  “您不是引用过一个姓柳的作家的话教育过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性的只有一两步”——要我们高考考好吗?谁叫我弟弟中考都没考好呢?该他跟火车分道一样分回家……”
  “这……”我目瞪口呆了,我的话,她竟刻骨铭心了。她卖弄着轻盈的舞姿走了,我颓然地倒在床上,一个又一个镜头在我脑海里闪现:
  我讲高考是人生关键的一步像火车分岔道一样时,一群“谷新秀”眼睛闪亮,瞳孔放大……
  我和学生个别谈“农村包围城市”、“穷”是动力、“穷则思变”时,“谷新秀”们,拳头攥得冒汗……
  我讲“分数就是硬道理”时,“谷新秀”们眼里飞出了火星星……
  显然,我感染了他们,激励了他们。他们考中了,我教育有方,成了“教育专家”,拥有了一箱奖状。奖状后面的这件事却使我省悟:我只是把一块块可以雕琢成美玉的璞打造成了畸型!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兴国,也不是所有的奖状都能令人陶醉。我终于警醒了,尽管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
  (作者地址:湖北武汉市第二寄宿学校邮编:430000)
  责编:叶万军 插图:蔡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