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7期
学子的怀念与追思
作者：谭 虎
我是196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时师大文史楼后面的二排平房分别为中文系、历史系和教育系办公室。从我所住的第一学生宿舍去图书馆，时常要穿越教育系办公室外的长走廊，可以看到许多老先生坐在屋内埋首文山书海，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又默默无闻。有一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与我同行至此，指着一位戴深度眼镜、头发花白、举止持重的老先生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刘佛年校长。一个带着鲁迅故乡的泥土气息新来乍到的青年学子，面对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我当时的兴奋、幸运、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肃然起敬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然而仅隔一年之后的1966年初夏，“文革风暴”骤起，刘校长被视为“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打倒”。第一张欲置刘校长于死地的大字报，我还记得题目是“老虎屁股棍子打”，贴在图书馆大门内的大厅右侧。在我，倒是从大字报提供的材料中初次了解到刘校长早年的革命经历和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像这样一位忠诚革命、潜心学术的专家学者竟被列入“黑帮”之列，当时只是徒增了我对这场运动的困惑和迷茫而已。
在相对正常的“文革”前二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无缘聆听刘校长的讲课，也来不及拜读刘校长的文章著作。心理学既被判为“伪科学”，教育学也被看作“集封资修大成”的、需要“砸烂”的学科，师范大学的学生还能读什么书呢？
在“文革”开始后长达四年的岁月中，刘校长虽然没有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我不时从被侮辱、被亵渎的文字和场面中看到刘校长的名字和身影，心中十分难过。当时的悲凉情绪之中，既有对刘校长等一大批老革命、老教授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包含一个师范学子因人生理想的轰毁所引起的失落与哀伤。在校园和世态一片混乱的1970年，我终于告别母校踏上江西的红土地，在部队锻炼一年后被再分配至省革委教育组，先是编教材，再是搞教研。因为工作需要，这才开始读到刘校长的文章。随着拨乱反正，“文革”前17年的中国教育连同刘校长作为教育家的地位从此逐渐恢复和清晰起来。
1991年，山东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我主编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方法入门》，我很想请刘校长题个词，苦于相求无门。当时，刘校长的内弟、南昌业余大学的凌骥飞先生正在与我共事，我便通过凌先生的介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刘校长府上拜访。出人意料的是，刘校长及师母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他并不相识、初次上门的年轻人，师母还亲手制作点心招待。刘老非常赞赏并热情鼓励我为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学素养所做的工作，认为青年教师不投身教学改革、不学习教育科学是难以成就事业的，教导我要趁着年轻多读点书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并欣然按照我的请求展纸挥毫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内容是鼓励青年教师努力学习教育科学，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立志为培养祖国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建功立业。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立即挂号寄给了山东教育出版社。刘校长对一个普通学子的关爱之情，使我终生难忘。
八十年代以后，我作为江西教育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有机会多次在全国性的有关学术会议上见到刘校长，聆听他的学术报告。在有些会议上，他是作为普通与会者坐在台下，穿一套极普通的中山装，认真听讲和作笔记。记得一年夏天我在石家庄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刘校长作为学科专家组负责人与会，他当时年事已高，会后自己洗晒衣服，已显得很吃力。我曾主动上门看望，表示愿为刘校长代劳生活琐事，他笑着道：“这样的事我还可以做的，”并一再表示“谢谢”。九十年代后期，我获悉刘校长患病住院，逐渐丧失工作能力。2001年5月某日，我经过南昌市邮电局门口，适逢凌老先生去拍发给刘师母的唁电，我才确认我所敬重的老校长已经与世长辞，心中痛惜不已。
刘校长给他的无数学生、给中国教育界留下的财富是十分丰厚和弥足珍贵的。他为创立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所做出的贡献，他为打开长期封闭的中国教育通向世界各国教育的窗口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为探索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所贡献的力量智慧，他的事业理想、人生追求、师德风范、治学态度、品格情操，与他留下的大量思想和文字，将永远与他的学生同在，与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同在，将鼓舞、激励和启示后人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为实施科教兴国、推进教育创新，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为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69年毕业于华东师大）
责编：唐河插图：连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