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8期

被哄出家门的第四代小留学生

作者:王晓雨




  小留学生,既是万里之遥父母的一块心头肉,也是一块病。
  
  曾经有人将清代的容闳归为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学生,把后来出洋的孙中山、蒋介石、秋瑾、鲁迅、胡适、周恩来、邓小平、钱学森等归为第二代,而将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后奔赴欧美的留学生统统称为第三代留学生。
  在世纪初的今天,“第四代”出现了。
  之所以称其为“第四代”,是因为这一代和前三代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他们尚年幼,赴海外读书不是读大学,而是读中学。
  其次,他们全部为自费生,没有获海内外机构资助或政府公费之说法。
  第三,他们属于被“包办”性质,并不都是自愿选择。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只是在某一个早晨,由父母从被窝里拉出来,哄着,骗着,赶上了飞机……
  “这一代”人在世界各地已有十万之众了。
  
  小留学生潮水般涌出国
  
  澳大利亚移民部的公告说,2000年至2001年,给中国的学生签证比上年同期增长94%,仅7个月在中国境内批出的签证就达5060份。按此计算,一年中仅在大陆境内签发的就将近万人(其中约半数是去读中学的)。
  给中国的学生签证绝大多数是给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的。所以我现在举广东高招办负责人公开的数字比较有震撼力:1996年全省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2000人,1998年是6000人,其中一半是读中学的小留学生,而2000年,仅小留学生,全省就出去了1万人!
  按笔者粗略对第四代留学生中广东学生在澳大利亚一国的比例估算,2001年一年中,全国约有4.5万至5.5万名小留学生出洋读中学!如果加上前两年已经在外的,在海外读中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10万(恐怕是个保守的数字)。难怪洛杉矶和悉尼、墨尔本飞往中国北京和上海的航线到年底学生假期时,机票难觅;而每年澳大利亚学校开学时候,一张飞墨尔本的机票要等8天!东方航空公司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告诉我,每年放假时,飞机上热闹得如春天里郊游的巴士,中国中学生就差包下飞机了!
  真正赴海外读中学的年龄段集中在16岁到18岁左右,也就是中国读初三至高二的在校中学生。他们在海外读2-3年中学,然后进入当地或第三国的大学。
  “2001年中国国际高等教育展”在上海举行时,我统计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所学校和机构到中国参展。第一天就吸引上万市民参观,场地中水泄不通,几万份资料和报名表在两天内告罄。社会舆论大哗,报上有人指出美国一地现在每年吸收中国40亿元,认为政府应该颁布政策,防止肥水外流。但更多的专家认为陈旧的教育体制和应试为主的教学方法,加上粥少僧多的大学名额和令人失望的分配就业前景才是主要原因。既然改革开放和国际接轨,就要允许公平竞争。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邵巍先生认为:每年能有40亿民间资金抽出来,首先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卓有成效。国民对教育的投入有这么大的提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哪一位读者今天到墨尔本参观城中的泰勒中学,或郊外的楷模国际中学,也许会误以为到了中国,除了黄皮肤黑头发之外,班上流行普通话。泰勒中学有一个班甚至被称为“上海班”。楷模国际学校招生重点不仅不是当地,甚至也不是亚洲,而主要是中国了。英国的不少中学也有类似现象。
  
  哄孩子出国的代价
  
  我说这“第四代”小留学生是“包办”的,是“哄”着“赶”出去的,支持我的说法的材料太多了。就大陆地区而言,约四分之三的小留学生父母中有一人是当年“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开大城市,在大陆,能让孩子出洋读书的父母不是大款就是大官。他们中许多人说是“青春无悔”,愿“把一生贡献给祖国”,但这些人却把自己的梦移植到孩子头脑中。吉林的周援朝家长告诉我,下乡时看见那些干部子弟一个个回城上大学,心里很难过,心想将来倾家荡产也要让下一辈出国念书。一位唐姓75岁老爷爷告诉我:“儿子媳妇下乡耽误了上大学,如果不将孙子送出去,全家人都觉得亏。”
  在美国洛杉矶读书的李冰同学告诉我:爸爸妈妈说在中国考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学,不如去外国读中学升大学,起码学一口外语,将来可当翻译官。沈阳的黄先生说法不多见,也不少见,他说:“我的钱来得快,去得一定也快,让孩子先出去,弄张绿卡,我也安心。”
  我在写家长们的想法时,也将家长们投给海外的钱七七八八地加了起来:
  一个中国中学生在澳大利亚读书一年的吃穿住、交通、学费相加约3万澳元。中学两年加大学四年,毕业时总共要花去18万澳元。再以广东省为例,1万学生就是3亿,首年3亿,次年获签证总数目不增加,两届学生亦有6亿。以此类推,至2005年,就是18亿的巨额了!广东如此,上海、北京呢?据澳大利亚移民投资中心的移民事务专家杨海荣博士保守估计,有60万中国小学生准备来澳读书。到2005年,中国每年赴澳的中学生将超过10万人。如果这预测准确的话,广东省的18亿要加一倍,全中国呢,也就过100亿澳元了!
  
  几家欢喜几家忧
  
  我因为在墨尔本工作的关系,几年来采访了许多小留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最令人感动的是1999年,那一年小留学生爆出大新闻,当地的高中会考证书VCE和国际会考证书IB两个第一名均为中国来的孩子获得!
  张证的父母均是曾在河南信阳地区插队的知青。今天已考入牛津大学的张证说,父母回城后拼命学习考电视大学,晚上三人要抢惟一的桌子和台灯。这个印象激励他拼命学习。
  获得墨尔本大学全额奖学金的陈烨父亲是当年赴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母亲患了乳癌,他说读好书母亲会高兴,将来长大也能治好患癌症的病人。墨尔本销量逾百万的英文《太阳先驱报》登出他的大幅照片,文章题目是“完美的儿子”。
  2001年,泰勒中学会考前三名中有两位中国孩子,上海的黄健和抚顺来的曲禄华,她俩均拿到Monash大学的奖学金。上海来的倪凌不仅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后,还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岁闯澳洲》一书,年内就销空两版。
  但是,和数目庞大的中学生留学队伍相比,优秀的孩子凤毛麟角。华人中学生英文普遍不佳,澳洲和西方许多国家在向海外学生招生时,也无英文测试要求。许多学校都对英文不好的华人学生开设强化英文班,但是学了十多年中文的孩子们短期内听懂教师的讲话仍然不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华人中学生上课时凭借口袋里的“快译通”和“文曲星”。辽宁的柯平来澳洲半年,面对长途电话中父亲的逼问,回答说:“200米短跑,我憋足了劲,第一名,其他功课全是最后一名。”
  孩子告诉我,“没人管的日子开始很不习惯”。但他们有钱,每月父母给他们汇来,或给一张信用卡。有的中学生银行中有几十万美元,有的中学生已有挥霍习惯,悉尼2002年尾的车展,那辆令人眩目的法拉利就是被一个中国学生买走的。据说墨尔本一家中餐馆有一个记录,一群华人中学生来吃饭,吃了1000澳元,扔下了800元小费。我也多次看到孩子们点了一桌菜,动了几筷子就扬长而去!
  2001年新年,当中国大城市正在兴办国外教育展览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周报《大洋时报》头版刊登《中国孩子占尽唐人街风景》一文。批评左手一只机(手提电话),右手一枝烟的华人留学生,呼吁社团、家长监护人共同关心,引导帮助小留学生。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均发现华裔“童党”。他们偷窃、抢劫、吸毒也贩毒,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来的小留学生年龄和他们相仿。警方相信不久就会有合伙的可能。墨尔本警方去年遣返两个小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汕头和浙江的县长级官员家庭,干的是卖摇头丸的勾当。
  第三代留学生在世界各地各学校建立了众多“联谊会”、“同学会”等等,但“第四代”小留学生却连一个自救或互助的组织也没有,他们也不参与当地的任何机构组织,以求取得任何帮助。他们除了一个手机和大洋彼岸的父母联络,基本上是孤寂的一群。
  今天,我们对“第四代”留学生做出分析评论为时太早,这一代尚无任何建树(连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既不被有影响的教育家界定,也不被大众传媒关心。
  啊,小留学生,既是万里之遥的父母心头的一块肉,也是一块病……
  (龚凉冰荐自《新民周刊》200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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