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9期

梁启超的“五力”和“一率”

作者:王润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清末维新运动中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
  1895年,梁启超在北京代表广东籍举人向光绪帝上书,并支持康有为“维新”,主张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负责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事务并参与机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竭力向国人介绍和宣扬西方文化,旨在唤醒国民现代和民主意识。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经历一系列“政治风波”后,于1920年开始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其治学思想、人格魅力影响了几代人。徐志摩是梁启超最得意、最知名的弟子。他在致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信中,宣称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学者。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总而观之,可归为“五力”和“一率”。即学力、胆力、精力、毅力、记忆力和效率。
  首先是学力深厚。梁启超一生著作颇丰,基本收入《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后者包括成书一百零四种。像他这样专属文、史、政论方面的高产作家,在中国走向共和时期首屈一指。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的才能,扼收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都视他如宾如师。蒋百里与徐志摩,接受了欧美新式教育,思想作风“超前”,竟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所以那时一般都认章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梁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一生“激情”、胆识过人。1895年,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他从日本返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在当时是反对帝制的一面大旗。
  在治学上,梁启超也胆力惊人。1926年,他病势严重,不得不割去一肾。但就在这时,他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写作提纲,全书范围极为广大,共分三部分、一百八十多个章目。关于这个巨大的写作计划,郑振铎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仅见此章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梁启超精力极强,可连续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他的晚年生活,精神颇感痛苦,但即使在这种苦痛环境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埋头苦求,研究学问。他这种集中精力治学的态度,根源于他早年的见地。梁启超于1917年在清华讲演时曾说过:“人之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他以自己目击的事对学生说,蔡松坡(即蔡锷)先生,体质极弱,可是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蔡先生部下的兵将,只有三千零二十八人,能与袁世凯军数十万交战,战士精力充沛,自起义之日起,到息战止,没有打过一次败战。这没有集中精力,能够做到吗?他着重说:“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
  梁启超将一生精力都致力于国民思想启蒙的“曲线救国”事业。1920年,他决定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后,对教育的兴趣特别重视。他主张把教育看作一生中惟一有趣味的工作。他也这样为之竭尽精力。他说:“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惟一的趣味。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又说:“教育事业正如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合并为一的,教育者所有的心力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梁启超一生刻苦勤勉,没有一日一时的怠惰。他的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平均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他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超过一小时,过了时间他会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大学,他的书斋门上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梁启超说:“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
  1928年,梁启超56岁,体质虚弱的他肾病复发且日益加剧,但他不肯空耗时日,在病床上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痔疮,不得不住入协和医院,在病榻上读词曲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他狂喜之至,以为这对著述有帮助,所以不等痔病痊愈,便携书出院。回家后,梁启超侧身坐在病床上执笔,扶病继续写稿达七日之久,终因体力、精力不支,病情恶化,不久病逝。
  梁启超有超人的记忆力。他聪明灵悟,脑力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加上他读的书,博、精、深,所以他写东西很少翻书查资料,资料全记在脑子里。1923年春,梁启超应邀为《清华周刊》写《国学入门要目及读法》。当时他正忙于讲学,便利用去翠微山游历的机会,没带一本资料,专凭记忆,花了三天工夫写成书目六类、共一百五十余种,并说明阅读方法。
  由于梁启超具有“五力”,所以他的治学效率也极高。他的作文稿往往“第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一泻千里,涌汇成篇。从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他除在京、津、东南大学巡回讲演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百万字的著作。这里有一个故事:原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陈达曾当《清华学报》的总编辑,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在陈达曾班上做学生。有一次陈教授对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只过了几天,稿子来了,叫《近代学术之地理分布》,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真是洋洋大观。陈教授说,“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梁启超写作效率高得出了头,还闹了这么一个笑话:1918年,他同蒋百里游欧洲,回来后,蒋百里写了一本名叫《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的小书,请梁启超为这本书作个序。梁启超一口答应,便下笔写起来,但觉得与其写一个泛泛而谈的序,不如取我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与印证,会更加完善一些,于是既下笔而不能收,越写越多。蒋百里一看,实在长得没法用,只好由梁启超自己题了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倒打一耙”,请蒋百里为他的书写个序。后来,梁启超又进而把这本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共二十万字,可称得上一篇空前绝后的长序了。
  责编:尤文
  插图:姚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