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9期
钱学森与蒋英
作者：王文华
要谈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得从他们的父辈谈起。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文化学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18岁那年，两人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回国后均居北京。
蒋英生于1902年9月，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最聪明的一个，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五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
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当着他们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钱学森和蒋英更没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万里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琴瑟好合，羡煞朋辈
曾有记者在采访蒋英时，问起她与钱学森结合的经过——
记者：“看来你俩的结合是双方家长的意思啦？”
蒋英：“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他。”
记者：“你们俩之间谁先挑明的？”
蒋英：“是他。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我妹在美国和钱学森一个城市，她讲了钱学森在美国的故事，赵元任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这位小姐接到赵家，结果他把人家小姐给丢了。赵元任说，给他介绍朋友真难。”
记者：“您当时怎么想？”
蒋英：“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1947年桂子飘香的季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鸾俦。此时蒋英已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钱学森则是学识超群的科学家。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也显得异常兴奋：“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几年后，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说：“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和蒋英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及回国的一切手续，并和美国的亲友一一告别。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他。钱学森被送往特米那岛，关押在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9月22日，美国当局命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后，才让他保释出狱，但仍要听候传讯，不能离开洛杉矶。
经过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闯入家门搜查、威胁、恫吓。他们的信件受到严密的检查，连电话也受到了窃听。这时，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护卫着钱学森，想方法把惊吓留给自己。
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为了能随时回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科学艺术，相辅相成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永刚、五岁的女儿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问世，蒋英和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钢丝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去用于教学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当时保密要求十分严格，钱学森出差在哪里，干什么，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晚，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呼唤。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在回国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他也竭力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蒋英教授对科技事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
蒋英和钱学森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情趣，他们努力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每逢星期天，如果天气好，他们总是带着孩子一起去郊外野游，到公园散步。香山、碧云寺、樱桃沟、颐和园、景山、北海，以及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199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隆重举办“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由蒋英的学生参加演出的音乐会等，88岁的钱学森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他特意送来花篮，写来书面发言，让女儿代为宣读，以表达他对蒋英的深深爱意。
（王骏荐自2003年5月3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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