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2期
三包“红塔山”
作者：戴国忠
此刻，我深深地明白了雨露滋润的内涵和意义。
过了许久，我翻过汇款单看看后面的留言：“这是你当初陪我抽掉三包‘红塔山’的报答。”
三包“红塔山”？我忘不掉五年前那个年终不眠夜。
爬完格子已近午夜，呼呼的西北风几乎把所有能够喘气的家伙都送进了暖和的旮旯窝里。正当我要把僵成木头似的脚伸向热腾腾的洗脚桶时，电话铃响了。这个电话，也就是好友阿棋告别讲台、告别他心爱的学生、告别他反复琢磨了几年的语文教改方案的电话。
我咝咝哈哈地冲进他的宿舍，三件已经整理停当的行李让我心里惊疑。书桌上放着已经泡好的两杯茶，还有三包尚未拆封的“红塔山”香烟，像是刚买的。这种情景所蕴涵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阿棋要出远门了！
我俩的交心，伴着吐出来的烟雾旋绕在斗室里。
抽完了第一包，我读懂了他的工作理念和要当好教师的抱负。在他工作不久，《江苏教育》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教学处女作，这给他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因此投身教改的信心倍增。他曾带着这篇文章和自己对语文教学改革的设想，专门去了南京拜见总编陆明德先生和马以钊老师，有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启发和导向，他更是振奋了精神，扬起了事业的航帆。他在语文教学上有个大胆的做法：课让学生轮流上，自己旁听。说他大胆可真够大胆的，魏书生的教改也仅仅是与学生“商量商量”。我告诫他：“这把火玩不得，因为你带的是高二学生。”他硬是干他的。不过，细细审察他的设计倒也没啥可挑剔，真不愧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他的方案可概括为：“导”、“辅”、“补”。“导”，就是指导学生如何准备课，如何把握课，如何上课；“辅”，就是方法上的辅助，采集文献资料及如何应用资料方面的辅助，语文知识如何贯通方面的辅助；“补”，就是针对该讲而未讲的进行补白，针对该讲而漏讲的进行补遗，针对讲了而不到位或不准确的进行补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做法仅仅是为了廓清‘语文教学就是学生学语文’。”从实际效果来看，剖析文题、纵横沟联、查考文献、课堂设计，学生都能独立完成。少许同学还用上了Powerpoint。更为突出的是，学生的合作意识特别强，他们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围绕各自承担的任务，分工合作。我曾就阿棋的教改，提出了在新理念下学生的十三种学习法。遗憾的是，他的实验尚未经受大考的检验就夭折了。
抽完了第二包，我理解了他对生活的选择和生活对他的选择。我们来看今天推行的新课程及高中实施的研究性学习的要求和精神实质，不妨与阿棋的构思和实验做个比较，这是多么的巧合和一致啊！可惜的是，五年前阿棋的教改被视作“杂耍”、“胡闹”、“乱套”；教改第一学期终考成绩排名年级倒数第一，他便被轻视为“无能”；学生不见了可爱的老师，闹课两天，被校方认定是阿棋放任的结果……就这样，年终考核阿棋成了全市惟一一个不合格者，工资被降一级。个中滋味有谁能体会得到？
抽完了第三包，他让我为他保密，他说他不会抛弃对教育的关注。阿棋在那次年终会议的第二天就“蒸发”了，直到有人去海南旅游适巧相遇，大家才知其去处。他的“佳棋公司”甚是兴旺，活得比我精神百倍。作为好友，他对我很是牵挂，送来五千元给我出版教育研究拙著，足见他尚有颗情系教育的滚烫之心。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让人不解，苏联“老凯”的模式，硬被两代国人搬运着，甚至有人还在继续搬运；原本就是中国的“摸底考试”、“补考”、“期终(或单元)考试”，被美国的布鲁姆冠上洋名“诊断性测试”、“平行性测试”、“终结性测试”后，国人硬将它奉为上上宾；一位大学副教授，在“陶行知素质教育思想研究班”上做了近三个小时的报告，从头到尾没有提及一次“陶先生”，报告中涉及几十位教育家，无一国产，全是洋人，弄得主办者一脸的不悦；一位从来就没进过课堂的校长(从外系统调进)，亦不知中国课程发展的历史和改革的现状，仅仅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就硬把教师圈在会堂做了半天的“新课程辅导”……在这种背景下，阿棋在语文教学上的改革算得了什么？
想到三包“红塔山”，我一脚踢碎了一只花盆，盆中泥土散落一地。如此般干如粉尘之土，什么样的花草能在其中勃发生机？
■责编：叶万军插图：姚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