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三见吴薇
作者:王晓平
记得那是1998年,我在青山湖车站等车,正巧她下车,就干脆不上车了,两人坐到湖边的长椅上聊起来。她瘦了不少,一脸憔悴,脸色发黄,声音嘶哑地说起近况:“学校换了领导,搞了许多新名堂。以前期中期末考试是自己阅卷,新领导一上任,改成教研组阅卷,流水作业,课任老师不改本年级的试卷,教师也按平均分排队,和市抽样平均分比,划成表格,张贴在办公室。”我说,这不算新名堂,我们学校早就这样了。她叹道,唉!这次期中考试后,一个多月都没睡成觉了,吃了不少药,也不管用。“怎么回事?”“考后排队,初二6个语文老师,我是倒数第二。”她一脸的无奈,“这6人里,我年龄最大,高级教师评得最早。”我大惑不解:“你教学一直不错,市里作文比赛学生多次获奖,老‘先进’了,怎么也不至于倒数呀!”她神色黯然:“有苦难言呀!初二的卷子6位老师改,3位改作文,一位是高中老师,快退休了,没教过初中,给分特严,一本卷子(30份)没打一个满分(40分),最高只给35,一般26、27,还打了不少20以下的。一位去年分来教初—的,每本卷子都打了五六个满分,一般三十来分,20以下的没有。还有一位初三的李老师,每本卷子中满分大概两三个,多数28、30,20以下极个别。按班级排的考场,我两个班有三本卷子落在高老夫子手上,一本在李老师手上,没成倒数第一,算是万幸!”一向乐观开朗的她,边说边叹气,半年没见,脸上添了不少皱纹,腰也不那么挺直了。
等到一放暑假,我就赶忙到她家去庆贺:“期末排第一了,这下可以睡安稳觉了!”“你听说了?”“好事传千里嘛!哟,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呀?”她比上次见面更瘦,脸色更黄,头发也白了好多。她连连叹气:“这个第一,弄得我里外不是人呀!”看我一脸疑惑,她解释说:“为了力挽狂澜,对那些成绩差的,不做作业、作文的,不背书的,我只好在上午或下午下第四节课后把他们留在办公室,守着他们做作业、写作文、检查背书。今天这几个,明天那几个。中午儿子回家,发着牢骚煮方便面,晚上老周下班,见厨房里冷火悄烟,边做饭边埋怨。我天黑才能到家,父子俩一唱一和:‘职称到顶了,拼死拼活图什么呀!’‘妈妈要当雷锋阿姨呀!’‘雷锋奶奶还差不多!’两个月来父子俩的冷言冷语冷战,就够我受的。家长呢,怪我没让孩子按时回家吃饭,说会把孩子弄出胃病来,还找领导告状。学生呢,说每堂课都要讲些习题,没以前上课有味。唉,伍子胥过韶关,一夜之间愁白了头。我都熬上几个月了,能不白吗?”看着她鬓角的缕缕白发,环顾简陋凌乱的家,真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总算过去了,我坚决申请下学期教历史,领导终于同意了。”她欣慰地说。“教历史不一样要排队吗?”“初一历史就我一个人教,16节课,只和市平均分比。比教语文多4课,但没什么练习,不是中考科目,没有来自家长的压力。”“你这么优秀的语文老师去教历史,太可惜了!”我不禁为她、为他们学校惋惜起来。“要不是有位历史老师退休,我曾经兼过历史,口碑不错,还轮不到我呢!”她不以为苦,反倒感谢机遇。告辞出来,想着又黄又瘦的她,心里注满难言的苦涩。
2001年5月的一天,她到我家来玩,容光焕发,人也略胖了一些。我说,怎么,教历史这么轻松?人都年轻了。她说:“我去年3月就退休了。”“我记得你是4月份出生的呀。”“领导说中途不好换老师,3月份就要我不必上班。既然没上班,3月份就只发退休工资。唉,如果让我干到7月份,教龄就满了30周年,可以作为执教30周年的教师拿100%的退休金,偏偏早生了三个月!更倒霉的是,我原来在工厂子弟学校任教,在工厂医院看病不用花钱。搞改革,学校从工厂分离出来,归区教育局管,厂医院不让我们看病了。看了病,教育局又说没钱报销。一年多了,没报过一分钱药费。退休工资嘛,社保局按照工厂1996年和他们签定的有关合同发给我们,七折八扣一算,才六百多。我们三位老师多次去找教育局,上访了大半年,最近总算解决了,每人加了一百多。是他们算错了。和同学比,我的退休工资是最低的。想想贫困地区还有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的老师,想想那个扛袋大米到师大听魏书生报告的老同学,也算万幸了!”我为她乐观的心态而高兴:“你倒是想得开啊!”“想不开又怎样?”是啊,想不开又能怎样呢?
庆幸她到了55岁,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分数排队的巨大压力。她仍在一所民办中学兼语文课,脸色红润,比起几年前反倒年轻了。为她高兴之余,想起还有许多“张薇”、“李薇”在分数排队的厄运中挣扎,辗转反侧,“怎一个苦字了得”!特意撰文,期望“观人风者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