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如此鼓吹抄袭才叫弱智

作者：方舟子

　　 这几年公布出来的高考满分作文每每被发现抄袭，大家已见怪不怪。今年比较奇怪的是，在重庆高考考生的满分作文《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被发现为抄袭之作之后，媒体上为其鸣冤叫屈的呼声不绝于耳。《中国青年报》6月24日盛大林《“抄袭”的满分作文不应改判低分》之强词夺理，在该报随后（6月29日）发表的何三畏《“抄袭”是一个弱智的问题》一文中已有辨析，在此不赘。但何三畏不同意盛大林的论据，却同意盛大林的论点，而他本人的论据却更为荒唐，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否认高考作文存在抄袭问题，“我认为考场上只有作弊与否的问题，不存在‘抄袭作文’的问题。说明白一点，人家熟记甚至背得了一篇文章，在考场上搬上来，这不叫抄袭。我对包括所有教师在内的舆论一直把这种情况指斥为‘抄袭’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总而言之，不要再提给那些‘抄袭作文’改判零分的事情了，不要去折磨孩子了——这个问题凸显了社会的弱智和可笑。”
　　什么叫抄袭？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下的定义，是：“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据《中国青年报》6月27日的报道《高考满分作文引发论争》，《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与《微型小说选刊》（半月刊）2004年第9期刊发的《我是一只想死的鼠》一文相同部分达90%以上，不同之处字数相差不到50字。果真如此的话，把这篇高考满分作文斥为“抄袭”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何三畏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那么弱智和可笑呢？他提出了三条辩护理由：
　　一、“首先，一个考生如果能熟记一篇作文以致能背诵，用到考场上，还被老师判为满分，这只能说明用得切题，说明那个学生具有相当的语文基础及对文章的判别力和感悟力。”但是，作文能力并不等于背诵能力和切题能力，更主要的是表达能力——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而这恰恰是通过抄袭别人的文章所无法体现出来的。判卷老师难道是因为欣赏抄袭者的背诵能力、切题能力才给他满分的吗？
　　二、“中国历史上的科考，就那么几本金科玉律，开口必子曰，当然是抄袭了一千多年。但那就是考你‘抄得有没有水平’。”“会‘抄袭’，‘抄袭’得好，真的可以抄出好文章。周作人到晚年明白了这个道理，经常东抄西抄，抄完了，一篇文章也就完了。当然他注明了出处，这是他那个年代做文章的人普遍比我们好的地方。”混淆“引用”与“抄袭”的区别，是为抄袭辩护的常见借口，不过像何三畏这样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却不常见。“开口必子曰”、“注明了出处”，那是引用而非抄袭。如果明明是“子曰”，却自称“周作人曰”、“何三畏曰”，那才叫抄袭。即使在科举时代，同样有抄袭问题，不是因为“开口必子曰”，而是把一些前人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心存侥幸能在考场上“切题”写出。抄袭者同样也被人瞧不起。学术著作更是如此，例如清儒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是否抄袭了赵一清《水经注释》，在清朝时就已被认为是有关戴震声誉的一大问题，戴震的学生只能极力辩解二者相同之处纯属巧合，而绝不敢像何三畏这样以“天下文章一大抄”为荣。
　　三、“按照今天的观点，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他人的观点或原文，应该注明出处，否则应该视为抄袭。但我们的中学教学中有过这样的要求吗？除了对红色经典（放弃了知识产权的）要求加引号，要求原原本本以外，我们的老师教过学生怎样在作文中尊重他人的劳动吗——不要说我们没有要求考生建立这样的规范，就是在我们的权威学术期刊中，这也是一个有待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教育不够、认识有误可以成为同情抄袭者的一个理由，却不是为抄袭行为开脱的借口。“法盲”犯罪同样是犯罪，并不就使刑法失效。何况，人们在抄袭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往往仅限于不知道对个别语句的引用也应该注明，至于不该全文照抄别人的文章，连小学生也知其非。前面已经说过，这在中国也是历来如此，无需等待与国际接轨才能判明。更何况何三畏认为“作文之初要‘抄袭’，真是在所难免”，举其女儿作文为例赞赏她抄袭得不错，又哪有一点教其女儿尊重他人劳动的意思呢？
　　 像何三畏这样否认抄袭甚至鼓吹抄袭才是弱智和可笑的。幸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弱智和可笑到这种程度，否则以后的考生就有福了，作文考试成了背诵与“切题”考试，只要多背几篇鲁迅、老舍等名家的文章，到考试时“切题”往上抄，看哪个判卷老师敢不给满分！
　　（荐自“博客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