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半人”教育的遗憾
作者：华卫列
徐力弑母事件曾一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原希望这类让人揪心的事件就此减少甚至收手，不料却愈演愈烈。近一个时期又接连出现了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广州一女研究生因拒爱被杀害，以及初二女生用“毒鼠强”毒死母亲，初三男生杀死母亲后竟在网吧里连玩3天游戏……
难道这些孩子的过激行为仅仅用青春期心理疾病可以解释?同样也很难用家庭贫困或是学习压力过重等给出全部的答案。那么我们的孩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搬来学校舍弃了“教堂”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始终是‘半人’的教育，学校教育只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工具知识，是以传承知识为宗旨的。在这一点上中外教育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国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教育)不在学校而是在教堂里由传教士来进行的，学校知识教育与教堂做人的教育结合才构成了他们培养人的完整教育，即‘全人’的教育。我们学了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但对西方教堂作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不必选取他的教堂方式，但我们也不能就此丢掉自己的人文教育。丢掉本民族的道德文章，丢掉本民族的根，我们的教育只能是‘半个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庞朴先生在东南大学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人文大课堂”上的这一席话，引起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热烈呼应。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历史系教授许倬云说，现在我们的教育只注重培养学生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国内在高考指挥棒下，中小学教育基本变成了高考、中考考什么，就学什么。老师也是如此，深入研究的是中考、高考课题，由此指挥教育。中考、高考评卷老师用标准答案的尺子来衡量，如果学生答题有创新老师就会头痛。南京大学文学院董健教授更是一语点破实质：“我们的大学教育不是立人，而是制造机器。机器再有用也是机器。大学大在精神，不是高楼，现在大学精神已失落，大学精神是什么?是学术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和兼容宽博。”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有思想品德教育课程。只是这门课程从小学到大学课堂，其内容脱离了学生成长过程中人文道德教育内化的规律本身。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被一些教育学者概括为：小学“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初中“要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高中明白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学则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毕业后进入社会才开始学习怎样做人。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展现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以“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为最高境界；表现了孜孜不倦探求彻底摆脱野蛮、粗野、残暴而达到高尚道德的自由境界；又在“民贵君轻”、“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理论中建立早期中国式的“民本”思想体系。张岂之教授说，无疑，这些精神财富应当融入我们的教育之中。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的孩子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对于孔子、老子等文化巨人的成就一无所知，他们的心灵缺少这方面的滋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可能由此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缺少一个重要的支架。
遗忘人文教育的后果
某机构曾对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的中小学生做问卷调查，有道题为“谁是你最爱的人”，来自美国13所学校的1500多名中小学生的答案里父亲排第一，母亲排第二；来自日本13所学校的1300名中小学生的答案里父亲排第一，母亲排第二；来自中国22所学校的12000多名中小学生的答案中父母亲均排在10位以后。一个连自己父母亲都不爱的人怎么可以奢望他(她)去爱别人呢?
那位初二女生将“毒鼠强”拌进母亲每天吃的芝麻糊时，心里想的是如果这两天你不再骂我，我肯定不毒死你。那位初三男生，当警察把他从网吧里抓捕后，他居然说：“这三天我有一种小鸟出笼的解放感。”
“我们的孩子以何成人?”台湾中国思想史学者韦政通说，两岸现在都面临人文精神失落所带来的种种危机：首先是由物质富足所带来的人们生活品质的低落，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下，普遍存在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恶化。尤其人际关系丧失伦理，充满了“野蛮、粗暴、计较”，表面上人与人相处是一套作为，背地里你整我、我整你，无所不用其极。出现一些父杀子、子杀父，杀夫、杀妻等现象。其次重理工、轻人文，形成教育上的本末倒置。20世纪为了使工业不断升级，为了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于是科技的实用价值特别受到重视，使数千年来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完全改观。我们为了克服贫穷，为了赶上先进，追求经济成长遂成为最高的价值，学术与教育都被纳入讲求功利、讲求速效的目标之下，还有多少人肯去思考人生意义等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在这种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滋养下，变成了“无根的一代”、“失落的一代”。
一个对20岁到39岁的人群的调查表明，有61％的反馈认为，现在年轻人有道德危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严厉批评他人，却疏于反省自己。韦政通教授说，更深入探讨两岸年轻一代自我失落的原因，有历史的、政治的，也有社会的、文化的，但更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在教育，因为教育的本末倒置，缺失明德的教育足以导致这种后果。
杨叔子、文怀沙等建议，党和国家应在“科教兴国”的国策后加上“文化育人”，并呼吁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在年轻的一代中大力呼唤人性，让他们心灵受到震撼，让他们自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重读经典做起
在香港，大学生们问得最多的是“人文精神”有用吗?学生们最关心的是学习中国文化可以找到事做吗?能在职场找到什么样的事做?在内地，一些大学为了逼学生读名著，将其换算成学分。
人文素养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专家学者一致的回答是：意味着可以培养身心、塑造完好人格。不仅仅是有用，且管你的一生，你的社会发展前景，你的中华民族根。一个人，成人不在于你长到了18岁，搞个成人宣誓仪式你就成人了；真正的成人在于精神成人，其标志在学会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介说，人文精神从何而来？来自历史文化发展的积累。在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为孔子的“仁学”。仁学的内涵是“修德、讲学、习义、改过”等。
刘梦溪、夏中义、肖纪美等专家学者认为，重塑人文精神关键在于重读经典。因为经典是人文观念的基础，人文心灵的故乡，许多人文理论都来自经典。你要了解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核，就要从认真读好《论语》做起。南开大学中华古典诗词研究所所长叶嘉莹教授建议，读经典要从娃娃抓起，要让科技界读，让大学生读。一定要将经典通俗化，甚至可以用漫画的形式等，尽可能多地让孩子接触到文化经典。还可以恢复书院读经典，因为读文化经典靠现在的学校是很难完成的。
（涂乃登荐自《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