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1期
我们应该如何“拿来”西方的“怀疑精神”
作者：毛天祥
面对外国校长在“怀疑”上的“投怀送抱”，向来迷信舶来品的中国校长所以表现出了罕有的拒绝，大抵出于对那些停留于流俗层次大众怀疑的警惕吧。
街头巷尾流行着老婆怀疑老公外遇的破事儿，传媒流行着以“质疑”的字眼吸引大众眼球，狂妄少年流行着以“质疑权威”挤登畅销书排行榜。当怀疑流俗为一些花边新闻的作料，一种“标榜先锋”的态度，一种凝聚眼球的噱头时，象牙塔的掌门们无法不对“怀疑”亮出黄牌。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中国人缺乏怀疑精神。其实，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精英层面并不缺少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有鲁迅，他对人性、国民性、制度，甚至对自己的怀疑是非常深刻的，人性中的“小”、国民性中的“劣根”、制度中的“伪”，常常被他尖锐的怀疑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们还有顾准，他的理性中也洋溢着充沛的怀疑精神，在革命向执政的转化，理想向经验的过渡中，他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怀疑反省自己的思想。
可凝固在精英先贤们身上的这些怀疑精神并没有普世化，没有通过启蒙流淌到大众的思想里。在这种断裂中，我们看到了“怀疑精神”在“文革”中异化为父子猜疑、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看到了“怀疑”被当成政治斗争的武器，看到了“怀疑”在大众文化中被涂上煽情的油彩。“怀疑”成为教条，成为张扬的姿态，成为标新立异的招牌。
没有科学精神的“怀疑一切”中只有“毁灭”的破坏欲，只不过是懒惰的美丽借口。与之相对称的国民性只能是浮躁、偏执和盲目的自大。
当前的教育模式下，“怀疑精神”似乎一直以来是我们所缺少的。如今，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发扬“送来主义”精神，带给我们西方的“怀疑精神”，可为什么中方大学校长会对“怀疑精神”本身产生怀疑呢？在此，我们不妨对“怀疑精神”追根溯源一番———虽然谈论理论知识总是显得那么枯燥。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从词源上说，它在拉丁文中的派生词是scep?鄄ticus，意思是“探求”或“深思”。不难看出，“怀疑”是深思和沉思的质疑。翻阅《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第547页，“怀疑”一词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疑惑，不很相信。可见，对任何事物都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则是后者，即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
不难看出，科学的怀疑精神，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往往十分容易走入两种极端：一些人在性格上倾向于相信而不是怀疑任何主张，另一些人则不幸落入相反的境地：习惯性地倾向于怀疑任何论断或眼前显而易见的事实。两者之中，其实哪一个极端都是不健康的。试想，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观念都全盘接收，那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与此同时，极端的怀疑论也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而后者，才正是中国大学校长对“怀疑一切”本身之所以产生“怀疑”的原因所在。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拿来”西方的“怀疑精神”呢？诚如旅美学者方舟子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而这，应该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仔细探究这些充满“怀疑精神”的事迹，我们发现：科学先驱者们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富于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遗憾的是，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
或许，最接近于我们所认同的怀疑论或科学态度的应该是“真理的探求者；还未被说服的调查者”。也就是说，怀疑并不是“寻而必得”，而是“在探索中保持开放的思想”。怎样才称得上具有开放的思想呢？那即是在正统与异端之间寻找一种必要的平衡，既非对现状的的一味迷信，也决不是对新思想的盲目追求。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我们并不怀疑一切，我们只怀疑那些缺乏证据和逻辑的事情。鲁迅在《拿来主义》里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怀疑精神”，就该如此“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