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8期
沉重的“关系”
作者：梁治平
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都认为，中国人最重“关系”，中国社会干脆就是一个“关系”的社会。眼下我遇到的，就是一个讲“关系”的实例。出租车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其本性是社会化的，应当与“关系”最少关系。可是在一个“关系网”发达和大家都讲求“关系”的社会里，出租车的功能也“关系”化了。
“熟人的车要便宜些吧？”我准备开始做社会调查了。“哪里，更贵！”又是哥哥插了一句。这个回答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车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熟人司机根本就不要钱。但这怎么可以呢？经过了两三个回合的推让，他收下了车费。车费的数额自然较计价器的标准要高。这就是“关系”的逻辑。根据这种逻辑，你不能把乘车人和司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一方提供服务和另一方享受服务，这也不是那种一次性的消费。“关系”不但有现在，而且有将来；要让“关系”维持和延续下去，靠的是“人情”。“人情”不是有形之物，但是可以计数，可以积累。就好像在银行存钱，平日积攒下来，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支取来使用。
我去的地方虽然是乡下，但是离城不远，村子还邻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过去十几年，工厂不断扩张。如今，工厂的宿舍区一直盖到村边。村里的土地减少了，农民进厂当了工人。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工厂改革，大批工人下岗，我这位兄弟也在其中。下岗给付的钱不过几千元，指望不上。好在工厂还需要工人，他还可以做从前的工作。不同的是，他现在已不再是厂里的正式职工，随时可以被工厂辞退。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必须跟车间里的班长搞好“关系”。为此，经常性地送礼是必须的。一个班七八个工人，大家都想要笼络住班长，自然形成竞争之势。因此，让我这位兄弟苦恼的还不是送礼这件事，而是送礼之后还是讨好不了班长。说起来，班长既不是干部，也不能直接辞退工人，但他可以向工长和车间主任汇报，这些汇报可能左右一个普通工人的命运。班长的权力还不止这些。按照厂里的制度，工人的工资并不是直接发给个人，而是先发到班长，再由班长决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可以想见，班长要保住这样一个重要的位子，必定要同工长和车间主任搞好关系，后者则要同厂长搞好关系，至于厂的领导，他们要同他的上级官员搞好关系。
我这样说并不只是推测。如今谁不知道“关系”的重要性？又有什么地方不需要“关系”？升学、考试、求职、就医、升迁、打官司，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生老病死，哪里不看“有没有人”？而且不仅个人的生活需要“关系”，组织和机构的发展也不能没有“关系”。“关系”是这个社会的润滑剂，是这个社会的律则。孩子们在常常是痛苦的学习过程中知道了什么是“关系”以及“关系”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是那些最厌恶利用“关系”的人，也可能不得不在一些自己必须面对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作出妥协。结果，在我们社会的道德体系里，“关系”成了一种价值，一种可以夸耀、值得追求和令人羡慕的东西。
然而，“关系”真的必不可少吗？如果就事论事，我实在看不出“关系”的必要性。谁能够证明“关系”为正常、健康、公正的社会生活所必需？谁能够证明离开了“关系”社会服务的质量就要受到影响、社会生产就难以进行、社会道德就会败坏？恰恰相反，我们很容易发现，当“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和律则的时候，腐败、低效、不公、败德便随处滋生。“关系”之所以盛行，实在不是因为它合乎事物的本性，更不是因为它有益于社会，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习性，一种风气，也是一种能为一些人带来好处的东西。问题是，这种习性和风气，这种能为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东西，让社会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离开家乡的前一天，一个姻亲来访。他的故事是我听到过的许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13年前，他的一个家人遭人殴打，致肾破裂、鼻梁骨骨折。但是因为对方有“关系”，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被按“轻伤害”处理。作为“重伤”依据的“肾破裂”的事实一直被弃之不顾。13年来，受害人家属不停地上访，他们踏破了当地公、检、法机关以及政府和人大的门槛，也曾到省城和北京申诉。如今，他们还在努力，想要求一个公道。
一件并不复杂的伤害案拖延了13年而不决。这意味着什么？经济学家可以算一笔账，用公式计算出当事人以及整个社会为此支付的成本的准确数字。但用道德的眼光去看，个人以及社会为此支付的成本可能难以计量。有个学业优异但也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中生，看到自己的一些同学，虽然成绩远不如自己，但因为有做大学校长、书记的家长，便得到比自己更多更好的机会，她感到委屈和压抑，便去问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你不能帮我找人？”这是心灵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比任何有形的付出更让这个社会难以承受。
（摘自2005年5月1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