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希望在延安
作者：李国强
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一路上，无论是在宝塔山上，在杨家岭、枣园的窑洞前，在南泥湾、王家坪纪念馆的展厅内，还是在西安事变、洛川会议旧址，我总在思考这个问题：陈嘉庚为什么得出这个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完全验证了的伟大历史结论。
陈嘉庚先到重庆后到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是他把延安与重庆、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共中央在延安，并且执行团结抗战的政治路线。想当初，中央红军被蒋介石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万里迢迢，从江西到陕北，立足未稳，内有张学良、杨虎城重兵进剿，外有日寇大举进犯，内忧外患。我们党高举抗日大旗，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张、杨工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就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希望和灯塔，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海内外一切抗日儿女、进步青年、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转变，刘伯承率部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战士们哭着不肯换上国民党军服，刘伯承流着眼泪说：“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那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整个抗战八年中，尽管蒋介石反共本质不改，不断制造摩擦，掀起包括“皖南事变”那样的反共恶浪，但由于我们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致使国共合作最终没有破裂，共同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历史证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诚恳，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关键是我们党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毛泽东雄才大略，在陕北13个春秋，在窑洞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1935年10月，毛泽东刚到陕北，就对刘志丹说：“陕北穷苦偏僻，敌人看不上，是革命者用武之地，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但最关键是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博古通今，求真务实，从井冈山到延安，他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生命，为力量源泉。
延安岁月，是我们党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陈嘉庚在重庆时，蒋介石以800元一餐的宴席招待，而毛泽东在窑洞以2角钱的客饭招待。他看到，蒋介石身边的大员，见了蒋介石，一个个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进出随便，说话无拘无束。两相比较，陈嘉庚看好延安，看好毛泽东的道义精神和人格力量。经历过长征的革命功臣黄克功恋爱中冲动，枪杀女友，毛泽东亲自批准处以极刑，一声枪响，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瞬间在亿万群众中大大地提升。一次，延安雷电击死一头毛驴，驴主人说：“老天无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有人要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闻讯，说骂必有因，一了解，是群众负担太重，他下令每年上缴公粮由20万担减到16万担。接着，又采纳李鼎铭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向被错整的人鞠躬道歉。1946年，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朝着窑洞坐，斯特朗对着毛泽东坐。不一会儿，有几个小孩钻进离他们20米的树丛中看热闹。斯特朗听到身后有响动，以为是暗伏的警卫人员，问道：“那里有谁?”毛泽东抬头望望，笑着说：“那是我邻居家的小孩，他们对我的蓝眼睛、黄头发的客人发生了好奇心。”斯特朗笑着说，那就让我们换个位置，让他们看看清楚吧。这就是毛泽东的魅力，延安的魅力，这些故事至今还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群众就是通过这一件件看似平凡具体的事情，来了解共产党，认识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胜己者胜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古今一理。
其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一点不仅陈嘉庚看到了，大凡到过延安的中外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在陈嘉庚之前，毛泽东在窑洞里与梁漱溟有过两次彻夜长谈。那是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后，不担心抗战能否胜利，而是关心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俩观点不同，但毛泽东的坦诚相见的姿态和虚怀若谷的气度，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畅，如老友交谈。”在陈嘉庚之后，黄炎培到延安，看到边区兴旺，与毛泽东探询一个政权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成竹在胸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在黄炎培之后，斯特朗采访毛泽东，并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这位美国记者也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延安时期，毛泽东大智、大勇、大度，集领袖与兵民于一身，其他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于群众之中。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和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开荒种地、纺纱织布，毛泽东一年还有300斤公粮的任务。朱德平易近人，经常脱衣挽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续范亭有感于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与群众如此上下平等、亲密无间，写诗赞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刘少奇从南泥湾回延安，警卫员没有拽紧缰绳，马吃了路边的庄稼，刘少奇看到了，给警卫员讲《三国演义》中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告诫说：“群众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不爱护群众利益，就不会有党性。”
在南泥湾展览馆内，王震签署的一张任命书吸引着参观者。王震委任71岁的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环为三五九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各部农业生产，并要求“官兵向他请教，虚心接受指导和批评。”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军民团结的凯歌。毛泽东称王震“有创造精神”，可见评价之高，期望之殷。兵民是胜利之本，力量之源。毛泽东转战陕甘宁边区期间，身边只有2万部队，拖住胡宗南14万大军，力量悬殊，形势严峻，有时与胡宗南军队只隔着一道山梁。然而，我军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敌军则如盲如聋，最终由优势变劣势，遭到失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话是毛泽东后来在北京说的，但却是延安精神的总结。
新型的密切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官兵关系，本质上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反映。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府，人民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当年流行的所谓“豆选”，就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民主选举形式。“双拥”活动，也是延安的创造。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使党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党、政、军、民、学空前团结，社会高度和谐。今天人们常说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正是延安传统的弘扬。
13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块黄土高坡上统一全国后，发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叹。但无论是在他之前在黄土高坡上建都的王朝，还是在他之后离开黄土高坡建都的王朝，谁都没有跳出黄炎培所说“兴勃亡忽”的周期率和“覆舟”的命运。共产党人开天辟地，在延安开始了跳出周期率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并取得空前成功。今天，延安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我们党探索的这条民主新路却没有也不能终结。也正因为如此，六七十年来，人们难忘延安，向往延安，梦回延安，呼唤延安，延安仍然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延安精神仍然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而任何对延安精神的遗忘或亵渎，都是对革命的背叛，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可以说“希望在延安”吗!这也是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
（作者地址：江西省科技厅 邮编：3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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