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中国传统教育为何总被“冤枉”？
作者：李世宏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奔着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倾慕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激烈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毛泽东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
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社会在发展，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摘自2005年1月5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