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用教育唤醒生命
作者：林 蔚
这一点固然重要，但学校生命教育的内涵应当是以人的个体生命为本位，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的目标并实施教育，它的目标应当是三个层次，也就是珍爱生命、发展生涯、自我实现。
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中
直到一位农民父亲出现
35岁的袁卫星，是苏州市教科院研究员。年轻的他获得过很多荣誉，发表过大量教育教学论文，出过不少教育专著。但对袁卫星来说，给他上了一堂最有意义的教育课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父亲。
1990年，袁卫星从师范学院毕业，在家乡一所普通的镇中学任语文教师。初工作时的新鲜和兴奋，在几年的工作磨合中慢慢消耗，之后，所在学校又改制为一家职业高中，生源差了，袁卫星对工作的热情也没了。他甚至—度认为，文化基础课对学生来说并不重要。一方被动地教，一方被动地学，一心要跳槽的袁卫星开始和尚撞钟式的工作。
直到那个农民父亲的出现。
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有个学生的父亲急匆匆地跑到学校来找孩子。袁卫星的语文课刚刚开始了五分钟，他不在意道：“有什么急事?把孩子叫出去谈吧。”
“这怎么可以?这可是语文课!”那位父亲连连摇头，“等他上完课，我再带他走。”此后，这位打着布雨伞、裤腿挽得高高的父亲，就站在教室外一直等到下课。
那堂课，袁卫星上得格外沉重。原来一堂语文课，在学生家长心目中是这么重要。他扪心自问：“在学生生命中、教师生命中，语文课又该是怎样的分量?”
袁卫星对上课的态度从此改变。不管底下坐着什么样的学生，他对每一堂课都特别投入。因为，他觉得每堂课上，都有一位特殊的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外边滴雨檐下的父亲。
也因为这个父亲，袁卫星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自己的理想——做一个“有个性的学者型教师”。这个理想，得到了爱人的善意嘲笑——有个性不难，做学者谈何容易。袁卫星迅速投入到积极向理想前进的状态。
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做成了三件事。
一是参加本科函授。那时制度上对教师并无太严格的学历要求，袁卫星此前也两次报名，但都在考试前临阵脱逃了。考前一周，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面对一堆方便面，通宵达旦地复习，最终考取了苏州市教育学院。二是参加张家港市精品课比赛。这个赛事原本不对职业中学开放，袁卫星为此特地写信给教育局争取到了参赛资格，并获得了一等奖。这一年，袁卫星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教育教学论文。
“这完全是一种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袁卫星觉得辛苦，但有无穷的快乐。
这时，他的脑海里有了一个新想法：我被唤醒了，而学生应该更需要被唤醒。
校园生活质量堪忧
亲情激发生命热度
1996年，袁卫星调往梁丰高级中学。他对那里的学生有个特别深的感受，学生们学习都不错，但是亲情缺失却在这些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到放月假回家的时候，袁卫星觉得学生们应该是飞毛腿般兴高采烈地往家冲的，但事实上很多学生却无精打采，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他观察学生平时打电话，也是寥寥数语，很不耐烦的样子。
“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电脑、电视的普及，让学生独处时间多了，青春期的孤独感、学习的压力，使亲子沟通少了，学生这时往往体会不到亲情的可贵、生命的美好。”
亲情是一种能量，可以在很多情况下激发出生命的热度。袁卫星一直在琢磨“唤醒”这个事情，“状态可以改变一切，为什么不能激发学生的状态呢?”
怎样“唤醒”这些讲个性的青春期孩子呢?袁卫星决定打“亲情牌”，用“感悟亲情”的专题式语文学习来唤起学生对于亲情的认知。
他先让学生做热身运动，比如打电话回家，记录跟父母的谈话。日常行为一旦上升到语文活动，学生们一下子就开始细心起来，说话的内容越来越多。然后让学生仔细观察父母形象，做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年年都有，以前的学生作文，仿佛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父母为了我很操劳”、“头发白了，皱纹多了”，等等，袁卫星说：“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想象。”
袁卫星适时地给学生们一个题目，给家人写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批改作文，而是让学生把这篇作文寄给他们笔下的家人，让家人来作评判。
此后一个多月里，家长们陆续回信了。在信中，他们用笔和孩子做着一次平常所没有做过的情感交流。
杨洋为母亲写了《母亲的唠叨)一文。他说妈妈的唠叨常常让他烦得不得了，可是，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母亲身体不好，再说唠叨也是为自己好。随着《母亲的唠叨》一文寄回的信中，杨洋妈妈写了三封信。
一封给杨洋：“儿，妈妈知道我不但是个爱唠叨的母亲，而且还是一个手术后脾气很坏的母亲……你知不知道妈妈的内心又是多么的痛苦，妈妈多么想对你说：尽管妈妈手术以后脾气不好，但妈妈心里永远对你充满着无限的爱!同时我又多么希望你能原谅一个有病的母亲。感谢袁老师把你写的作文寄给了我，才使我真正地了解了你，孩子，谢谢你的理解……”这位母亲还分别给袁卫星和数学老师写了信，饱含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关切。“希望多多地帮助他，孩子的路，我希望他走好。”三封信都用方格纸认真地誊抄，没有丝毫的涂改。
袁卫星考虑许久，与杨洋进行了一次谈话。亲情的力量引发心灵震动，成绩平平的杨洋在半年后，以超常的成绩考入重点本科院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
“这就是一种状态的唤醒。”袁卫星说。
让学生学会感动，享受生命的充实和快乐，才能体会生命的价值和美好。这也是唤醒学习意义的最好方式。
面对永恒的话题
“日得本”上的意义疗法
“生命教育，不仅仅是珍惜生命的教育。”袁卫星坚持，生命教育应该是完整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养成教育。那个叫小天的学生让他深有感触。
2003年3月17日清晨，袁卫星正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突然，课代表神色慌张地送来同学小天的“日得本”——袁卫星让同学们在上面时常记录自己的收获。小天没有来上课，而上面的文字让袁卫星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个孩子，分明是写了遗言要自杀!
袁卫星以前就了解到，小天家庭情况比较复杂，性格敏感，平时不爱说话。他马上打电话到小天家里，小天的母亲还一无所知，说他感冒了，不想上学，在床上躺着。袁卫星决定暂时不把事情告诉小天妈妈，他要小天来接电话，告诉他今天的语文课，有外校老师来听课，老师想把课上得棒棒的，需要他这个语文学习优秀的学生、小诗人来撑场面。
半小时后，“带病”赶来上课的小天出现在教室里，袁卫星向他竖了竖大拇指。
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袁卫星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上预定的课程了，他上网打印了残疾诗人周大观的《我还有一只脚》，带上一沓白纸，走向课堂。这堂课，他跟学生讨论“善待生命”，让学生寻找生命的意义、活着的理由。课后，袁卫星又将写给女儿的关于生命感悟的长信印发给学生。
小天主动来找袁卫星了。他们有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
谈家庭、谈学习、谈将来，甚至谈爱情，谈话终了，袁卫星打开电脑，找了一篇学生的文章送给小天，题目是《活着，真好》。
“我们的教育也应当来一些‘意义疗法’，让学生体会生命的意义，感觉充实。这也是一种唤醒。”
一年后，小天考取了本科高校。
然而小天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在大学里的小天，依旧遇到很多问题，家庭的、情感的、生活的。在苦恼的时候，他最信赖的人依旧是袁卫星。袁卫星因此更加感受到生命教育的迫切。“我们的孩子，往往是个空心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受教育过程中，没有人生观价值观的系统培训，所以即便到了大学，还是不知道如何应对困境。”
袁卫星越发感觉一个人无力承担起学生的生命教育问题，现在，他开始尝试利用网络，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共同为生命教育的普及出谋划策。
（金卫东摘自2006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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