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汉语境况令人担忧
作者：许 钧
是在媒体上知道有人编了《汉语的危机》一书，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触及了不少问题，评者甚多。一时间网上也有很多评说。后来见了书，被里面的文章所吸引，更被“汉语”与“语境”、与“危机”、与“失语”、与“暴力”、与“忧思”、与“未来”等这些凸显了编者内在思想与价值判断的栏目名所震撼。
细读《汉语的危机》，感觉提出的问题确实是深刻的，涉及的问题是沉重的，不由得让人深思。在人们惯于跟风、普遍麻木、缺乏思考的年代，在汉语的疆界似乎不断扩大，据说全球有三千多万外国人争学汉语，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刻，却有人不识时务，发出了“汉语危机”的警世之言。谢冕说：“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步地走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洪治纲说：“台湾作家白先勇在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患之一，便是受西方语言的冲击，汉语被严重地欧化，成为我们‘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尤盛。历经开放思潮的影响，目前的很多青年作家都曾大量吸收过西方经典作品的营养，但也受译介的干扰，不自觉地接受了欧化的语言腔调，致使不少作品洋腔洋调，很多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条介乎被‘欧化’的汉语与被汉语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真正能灵活地使用本土语言甚至方言写作的作家并不多见。至于那些报刊专栏作家，更是随意地玩弄语言快感——让汉语与英文频频杂交。”汪政说：“当下的语言又受到大众文化及现代传媒的冲击、渗透与同化。这一过程说起来相当复杂，简言之，就是以抽象为特征的语言文学在以视觉文化为代表的这个图像时代陷入了或被奴役或被改造的尴尬境地。”还有声音说：“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如果说任何文化的特性都展示有自己的语言性，要认识一种文化，只能从语言出发，那么，保护语言其实就是保护文化，放弃母语其实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放弃自己赖以共存的文化基因。”(某网友)这样的声音还有许多，有的也许是刺耳的，但更是惊心的。当朱况以知识分子应有的警觉性，将类似这样的一个个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危机”这两个看似危言耸听的字眼，便会以本身的力量，自行凸现，而成为深刻的实在。
有关语言的话题是非常敏感的。反思现代汉语的境况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个有识之士，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片赞歌声中，去唱反调，惊呼“汉语之危机”，且从理论的角度、从文化的高度去关心汉语的过去、今天与将来，去探讨汉语的境况与遭受的“暴力”，去反思汉语的“失语”的根源，是因为汉语的生存状况，连着的是民族文化之根，关涉的是民族创新之本，它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能否和谐存在的大问题。
汉语的本质、生态及功用
汉语的危机程度究竟如何?人们出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答案恐怕会有不同，甚或对立。读《汉语的危机》一书，我发现，最为重要的有三点：
首先涉及到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就本质而言，语言是工具，还是精神家园?如果语言仅仅是工具，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学了一门语言，便多了一件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汉语与英语便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将语言看作是精神家园，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本，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汉语与英语的意义便不同。那么，我们对在当代中国处处疯狂的英语，对幼儿园竞相举办的“双语班”，对在普通话还没有教好的广大农村学校中推行的“英语教育”，对在中国人成长道路上比国际警察还凶、严把着各个关口的各种“英语考试”，就该好好反思了：当一个国家与民族，把英语等同于母语去推广，尤其是当这个国家还相对落后，文盲现象还相当严重，许多儿童的母语教育还得不到切实保证的时候，盲目地推广英语教育，是否会陷入本末倒置的境地?当国人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用来死记硬背不属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英语的时候，人家则是免除了死记硬背的苦役，赢得了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创造性的学习与研究，那么，国人与外界的创造力差距是否会越拉越大?当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量引进英语版教材，规定以英语授课甚至鼓吹用英语思维的时候，是否会因此而失去了以母语进行思维，进行创造的机会，更潜藏着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无法进行本原性创新的危险?
其次涉及到对语言的境况的认识。语言，是人类最根本最伟大的创造。汉语，是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不断创造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汉语的发展，不是自发的，它需要爱护，需要浇灌，需要不断丰富，需要一个适合其生命成长的健康环境。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今的汉语遭遇了太多的困难：英语的围困、翻译腔的盛行、性语言的狂欢、网络语言的失控等等，对此，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如果人们对这些都熟视无睹，那么就根本谈不上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改善汉语的生态环境，那么，也只能听凭汉语一步步加深它的危机。
再次关涉到汉语之用的认识问题。语言之于文化的构建力量或者破坏力量是巨大的。远的不说，仅就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看，我们发现，一场大的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总是以一场语言改革运动或语言“革命”为先锋。对“白话文”运动之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作用，虽然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认识、但总的来说，其对文化的构建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以“大字报”，以政治“口号”，以暴力语言为急先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对语言的巨大破坏力量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沉痛的教训。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国际语境中，在中华民族振兴的道路上，我们真的应该去认真思考一下《汉语的危机》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参与先进文化的建设?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反抗空话、假话、套话，来明晰地思考问题或正确地表达问题?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模式去反抗所有政治的、游戏的、性泛滥的“语言暴政”?该用怎样的语言政策去对付英语的日益国际化所体现的新“文化霸权主义”?
面对《汉语的危机》这部书，面对书里书外集聚的各种声音，我想，再麻木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触动，都该有所警觉；对书中提出的或明确或隐含或暗示的问题，也都应该拿出自己的答案。
（刘名远荐自2005年11月26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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