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地下校长”
作者：杨孟琪
这事还得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5年说起。那时我教的语文早改成了教“两报一刊”社论和《毛主席著作选读》。一天，我上高二的课，才板书课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位学生就问道：“杨老师，书上的题目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那’字没有口旁，您是不是写错了？”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让大家读一下课文，看看应当用“哪”或者“那”。结果一致认为应该用疑问代词“哪”，不应该用指示代词“那”。这时，一位叫许琳的学生又提出了一个犯忌的问题：“这么说，是毛主席写错了？”我回答道：“可能是编辑疏忽，也可能本来就是笔误。我们应该有不因为是伟大领袖就没有笔误，也不因为有这点笔误就不是伟大领袖的认识。”课就这样上下去了。谁知“文革”一爆发，许琳就针对这事写了一张大学报，尽管语气平和，但我涉嫌攻击红太阳，属“狗胆包天”之类，不久，就被打入“另册”，下到老革命根据地南山公社许家坡大队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
南山公社是县里的大山区，有“山连云端，坡难登攀，人愁衣衫”之称，许家坡更是最僻远的一个大队。那天天没亮，我就背上行李，由两位民兵押着上路了。走到天亮，四周黛绿的群山，渐渐被微风拂去了雾霭。想不到，两位“解差”脸上也逐渐露出了谦和的笑容，接过了我背上的行李；遇到陡坡，一位在上面伸手拉我，一位在下面用手托我；中午，一位架火烤好馒头，一位下到峡谷打来清泉给我备好午餐。更想不到半夜摸进许家坡，迎接我的是许琳和他擎着火把的父亲。原来许琳的父亲就是许家坡的大队长，两位“解差”是她的叔伯哥哥。事后我才知道许队长是教师出身的老红军指导员之子，听说许琳贴老师的大字报，就把女儿叫回来教训了一顿；听说我被揪斗，就代表贫下中农强烈要求把我交到他们队改造。
第二天一早，许队长引着我翻过一座山，下到一片乱石嶙峋的谷地，走进唯一的房子——叫许家祠堂的大瓦房。这里原来是基干民兵的开荒基地，两位“解差”帮我安排了住处，让我喝了水，就和我去开荒造田。不久，许琳和一帮中小学生也打着“红卫兵学大寨兵团”的旗帜来参战。中午，许队长宣布了大队部的决定：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红卫兵学大寨兵团”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杨老师也放在兵团里改造思想，帮助大家学文化。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许胡来……从那天下午开始，我教小学生珠算、识字，中学生基本自学，有问题问我，反正我是理科出身的文科老师——万金油。
以后就是每天早晨六点听中央台的广播，读毛主席语录，七点早餐后，去挑土垒石造大寨田，下午学习文化。当然学生也提出一些“文革”中的问题，如：“搞大辩论时，人多的一方说‘少数服从多数’，人少的一方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攻击的一方说‘斯大林说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五正确你就得接受’，被攻击的一方则说‘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怎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我回答说：“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抓住领袖的片言只语就难免造成这样的矛盾。”又如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后，有学生问我：“太阳里有黑子吗？”我说：“科学地说太阳里是有黑子的。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的漩涡状气流，是太阳表面物质运动的一种现象。早在公元前一个世纪，我们的祖先就用文字记录了……”还如看了电影《决裂》，学生又问：“马尾巴有功能吗？”我说：“生物的器官用进废退，既然马还保留尾巴就会有功能，如平时赶蚊蝇、牛虻，跑起来起‘舵’的作用……”虽然这些回答在当时有越轨之嫌，奇怪的是没有惹麻烦，我反而从学生信服的眼神中，看出了知识、理性的魅力以及他们的渴求。
在“五七”指示发表六周年时，从山谷到山坡已是层层梯田了。许队长要我替革委会写一篇经验材料，我说：“我写不妥吧！”他坚持说：“有什么不妥？你就是‘地下校长’嘛。”我只好写了，而且在省报登了大半版，不料竟惹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我只好东躲西藏，完全转入“地下”。
粉碎“四人帮”后，我辅导的五位高中生、六位初中生都以高分考上大学。1979年春节，许家坡的老乡给我送来一副对联：“山上农民重真情，地下校长育英才。”从此，我这个“地下校长”名声大噪。不久，就以全票当选为“地上校长”，而且，一当就是21年，还成了地区十佳校长、省优秀校长、全国百佳校长，而我却认为这全赖当了5年“地下校长”时对心灵的净化，对理性的尊崇呀！
责编：叶万军 插图：陈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