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9期

我的三位老师

作者:许纪霖




  我发现,王先生也好,其他老先生也好,对比较陌生的青年人,都比较客气,也很宽容,以鼓励为主。但对自己熟悉的、有所期待的晚辈,往往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我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他对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并不是一时之言,而是他一生学识和阅历体会的肺腑之言。
  
  张灏先生
  
  而从专业角度可以称之为我导师的,当属我的第三位老师:张灏先生。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刚开始做学问的时候,都是没有家法的,都是野路子,凭着才气和悟性去硬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学术,实际上是一种积累,是一代代人的积累。做学术的人,要站到巨人的肩头,一定要接续上某个传统,最好是某个伟大的传统。否则,你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就很有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在我苦苦寻觅适合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传统时,很偶然地读到了张灏先生的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顿时感到有如电击: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吗?
  张灏先生所继承的学术传统来自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本杰明·史华慈。在史华慈众多一流的学生之中,张灏先生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可能是最得其真传的。当时我的感觉就仿佛一个离家多年的浪子突然找到了归宿。我于是写信给张先生,向他表达了敬慕之情,并希望能够在大陆出版他的书。
  1988年,张灏先生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而我第二年也正好得到一个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一年。我就经常到科技大学去看望张先生。香港科技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海湾边上,我们两人经常在看得到美丽海景的学校西餐厅里面畅谈。谈论中西学问,谈论海峡两岸,谈论古今学人,谈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我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也向我了解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最新动态。
  张灏先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细微而复杂,深刻继承了史华慈先生的传统。通过与张灏先生的接触,我不仅找到了家法,而且还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人格的品质,那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儒雅。
  儒雅这个东西是中国士大夫的历史传统,从孔夫子时代开始形成,一代代传承下去,一直传到民国知识分子那里。中国古代的士之儒雅,与西方的绅士风度相结合,到1920—1930年代产生了20世纪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不过,这一传统到1949年以后,由于多次的政治运动淘洗,除了个别祖父辈知识分子身上还依稀可辨之外,整体上基本失传。但在台湾,却一直传承下去。李安身上有儒雅的气质,台湾众多学者有这种气质,而在张灏先生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张先生身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算全球顶尖的华人学者了,但他非常淡泊,淡于名利,淡于交际,淡于抛头露面。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他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静,又以平静的内心去思考大问题。他给我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学者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要有隔离的智慧来思考现实世界;而要保持思想的深邃,就不能与时代贴得太紧。所谓“后退一步,远眺彼岸”,就是说,拉开一定的身位和心理距离,反而看得更全面,更深刻,更能领悟时代的精神。张先生几乎从来不写时评,但却始终关心着变幻无穷的国际和海峡两岸的时事。他是从更长的历史长河和更深的思想深谷来冷眼观察和研究这个难以把握的时代。
  我已经人近五十,非常惭愧的是仍深感自己成就有限,至少自己觉得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重量级东西。张先生在此时则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他启示了我一种“隔离的智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身上所凝聚的儒雅品质——身为纯然学者,又胸怀大世界。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一个醇厚的知识分子。
  (摘自“中国学术批评网”插图:姚腊远)
  责编:唐 河 (本文编号: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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