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9期
牛津乞丐
作者：白 雪
董桥先生《学术》一文引用陈之藩教授《剑河倒影》里的一桩轶事：“剑桥的三一学院，今年盖了一个厕所，一位校监料到一定有厕所文学家出现，他干脆把厕所的墙弄成黑板，并且把现成粉笔放在那里备用。厕所文学于是大批出笼。”
我到三一学院专门关注过那里的厕所，文学倒是有，却看不到黑板。要是当时能拍下照片或摄像，就不至于让后人查无实据了。
眼见为实。2007年1月初到牛津，在市内各家新旧书店淘书。最吸引我的是位于Mag-dalen街的OXFAM书店，其地下室有很多人类学与宗教学的二手书。
从街上走过时看到一个戴帽子的乞丐，坐在地上，不顾初冬的寒冷，专心致志地捧读一部书。这个景象我还没有见到过。施舍了几个先令和从中国带来的一枚银戒指，那乞丐点头称谢，得到他允许我拍了一张他在阅读的照片。再询问他看的是什么书，原来是英国名家凡尔纳的小说。温饱都还不能保证，却照样需要幻想中的“环游地球”。那张照片每次拿出来看，我都有一番感慨。
赵毅衡《伦敦浪了起来》讲到英国人的读书风气，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统计数字，和剑桥厕所文学的笑话一样让人印象深刻。那是1995年世界各国出版书籍种数的排行：英国列第一，101764种；中国第二，100951种；德国74174种；美国62039种；法国34766种……
毅衡兄并没有引用完数字就打住，接下来的计算和发挥才更有趣：这是绝对数字。人口一平均，就是另一幅图景了。英国每550人印书一种，德国每1050人印书一种，法国每1600人印书一种，美国每4000人印书一种，中国每12000人印书一种……也就是说，每年读者需要的印书种类，英国读者比德国读者多一倍，比法国读者多两倍，比美国读者几乎多7倍，比中国读者多20倍。
数字无情。不比不知道，粗略一算，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过十万种的出书大国就是英国和中国。但是从单位人口的年书籍需求量看，两者之间居然还有超过20倍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了。这使人想起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主将霍加特《识字的用途》论述英格兰北部地区工人阶级的阅读消费情况。
霍加特本人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兵，后来在大学里从事成人教育。这方面的经历使他深深了解非学院派的下层人的读书生活。他和李维斯那样的贵族式批评家在著述旨趣方面当然有所不同。我想，没有在伦敦地铁和牛津街头目睹市民嗜读场景的直观经验，我们对《识字的用途》的理解显然受到限制。
一个最喜好阅读的民族，在一个普及程度惊人的大众阅读时代，应该又是怎样一幅景观呢？在我印象里，从举世闻名的大英图书馆每天接待的络绎不绝的读者和参观者，到所有城市的各个社区随处可见的公共图书馆——连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斯特拉福小镇都设有面向公众的图书馆——手捧读物的人成了这里的标志性景观。这里的文化氛围催生了从笛福到罗琳，从弥尔顿、狄更斯到奈保尔等文学天才，也催生了像霍加特和特里·伊格尔顿这样在世界上拥有百万读者的平民理论家。
人们对想象虚构的书本世界的需求已然成为一种精神生态的需求。阅读的需要，几乎像需要呼吸和吃喝一样，成为近乎本能的文化习惯了。
（曹龙彬摘自2007年6月15日《河北日报》）
责编：蔡兴蓉 （本文编号：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