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从“李白现象”看教育创新之路
作者：龚怡祖
造就李白“不羁”创造力的独特教育背景
1．李白的求学之路与当时的官学教育传统大相径庭
李白诞生于中亚的碎叶,幼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文学、六甲和百家杂书等。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对当时的儒家教育内容接触得并不多。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文学之外,他对骑马、剑术、炼丹都曾爱好并下过一番功夫。唐朝因袭隋朝之制,科举制度日趋重要。而李白成年之后,却对时人趋之若鹜的科举之路不屑一顾,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在当时的士子文人中间是十分罕见的。他看不起方巾气十足的儒生,对当时的文化传统持一种讥讽和反抗的态度,对于孔子也是以平常人视之,全无顶礼膜拜之情。后人说他“排圣贤,反封建,鄙权贵,轻礼教”,是比较公允的。
李白20岁以后开始漫游全国,他历襄汉、浮洞庭、上庐山、下金陵、游洛嵩、入齐鲁、登泰山、隐吴越,一生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既遍览名山大川,访求高人名士,又“混迹渔商,隐不绝俗”,接触交往了大量普通百姓。这段与当时一般士人迥然不同的求学经历,在养成他的浮浪习气的同时,却也陶冶了他的自由心灵,对形成他宽厚的知识结构和“不羁”的创造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读万里书,行万里路”的经历,为他最终成为文学创造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白没有不折不扣地接受儒家传统教育,而是杂其道、改其道而行之,走了一条自己所选择的求学成才之路,实在是他的幸运,也是唐代的幸运。否则,中国大概就不会有《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这样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诗篇了,世界也将痛失一位最伟大、最有个性的诗人。
2．李白的灵童天性幸未被陈腐的封建教学方式所泯灭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科举制度和养士教育这两者,大致是从隋唐时期开始联手的。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向科举输送有参考资格的儒生便成为各朝各代封建学校的培养目标。儒家官学以经学为正典,信奉“旦夕讲章句,方能通经义”的教育教学律条,教师骨子里是为经义而教，学生骨子里是为科举而学——这种陈腐、机械、沉闷的教育教学方式不知消磨了多少人的个性,灭掉了多少人的灵性。
李白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人,他从小富于想象力,爱看奇书,爱听故事,听完后往往还要在大人所讲故事的基础上活灵活现地进一步“神思““神说”。用今天的话来说,李白是一个典型的超常儿童。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充满灵性的“超常儿童”没有被其家庭强令接受那种“白发死章句”式的教育,他的父母在他12岁时就让他接触《楚辞》《庄子》和《子虚赋》这类作品,而这些作品都不在经书范围之列,其思想与儒家文化有很大差别,对丰富与发展李白的想象力和精神世界功不可没。
李白18岁时自己投师于一个叫赵蕤的人,其拜师的选择主要出自兴趣,完全没有将老师名望作为日后进身之梯的世俗动机,而在当时社会中这种动机是非常普遍的。赵蕤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很独特,他是位纵横家,以自编的《长短经》作为教材,虽然内容多少显得有些芜杂,但也不乏鲜活、独到、实用的知识。这师生俩在教学中不照本宣科,不死记硬背,更不以科举及第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是相互问答,共同切磋,十分注重智慧的获得,体现出一种教学双方平等互动的教学思想,其探究式的教学方法相当于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了问题、活动等反弹性认知中介,十分有利于调动李白的思维活力与实践活力,也十分有助于培养李白的独立意识和主体精神,颇有可取之处。而李白一生丰富的交游,无疑也使他比同时代人更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更开阔了他的思想意境,客观上也起到了呵护他的天性、天赋的作用。
解读“李白现象”背后的文化教育意义
文学史家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间,很少有人像李白那样对前人加诸诗歌的种种格律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并最终将中国诗歌艺术带到了辉煌的巅峰地带。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位代表创造的“破坏者”,与他有着独特的价值主体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首先,李白独特的价值主体是与经学文化相抗衡的。经学文化在创造和保存人类文化财富的同时,也酿造着人类思想传统和教育传统的巨大不幸。经学在我国经过历代集权统治者及其所认可的理论诠释家的教化灌输,又通过“明经取士”的科举制度加以强化,使自身变成了佛面金粉,不允许人触碰也不允许人怀疑。在禁止读者僭越经典权威而运用个人理性独立解释文化方面,中国儒学比西方神学更持久且更严厉,反映在官方和民间教化思想中,便是长期流行“六经之外无奇书”之说。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传统学术规范主流的知识之所以是训诂、考证、注释之学而不是思想之学、创造之学,经学文化制度万万难辞其咎。在这种文化体制下,新的经学会不断产生,但是新的思想永远不可能问世。李白显然不是经学的虔诚信徒,他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意识是与经学格格不入的。
其次,李白能够与经学相抗衡,是因为其他文化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营养。李白的一生几乎是和盛唐时代相始终的。盛唐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方面与西汉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差别,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盛唐积极推行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为文化创作活动带来了巨大活力。而不同文化精华的精彩纷呈,也使他的思想异常兴奋活跃,使他有可能在文学创作上超越前人,推陈出新。
正是这种丰富的文化多元性,造就了李白奇特的“心”和“气”,构成了他那重张扬、轻内敛、喜立异、好追求、纵横捭阖的价值主体,成为他立身行事矫矫不群、终生与强大的儒家经学和中庸之道相周旋甚至相对峙的精神支柱。
品味“李白现象”对当代教育创新的启示
1．“李白现象”有一定特殊性,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启鉴意义
应该承认,李白的创造活动主要是发生在文学领域,而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又是一个离学校远而离生活近的领域。“李白现象”作为创新人才的成长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李白现象”对我们今天反思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所具有的丰富启鉴意义。教育创新必先进行文化创新,文化观念没有真正创新之前,教育创新实在是孤掌难鸣。
2．历史上的创新人物大多是旧文化教育传统下的“漏网之鱼”
《易经》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清楚地表明了古人早已认识到人文是一种“色纹相杂”的东西。这就是说,真正有生命力的人文必然不是清一色的文化,而是芸芸众生“个性相杂”的产物,这与自然界中的生物多样性仿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古往今来,凡称得上是创新人才的历史人物,或多或少都是当时文化传统、教育制度、知识体系或思维模式下的“漏网之鱼”，其作用正在于恢复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
3．仰仗人的主体性、多样性发展,留下教育创新生生不息的物种和海洋
对教育主体来说,创新人才未必总是教育者刻意追求、周密计划、苦心经营并如期而至的结果。“漏网之鱼”是一种历史偶然性机制,教育者与其煞费苦心地去编织“偶然性”之网,不如主动给人的主体性发展、多样性发展留出广阔的空间,从而给教育自身的创新留下可以生生不息的物种和海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李白现象”视为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场教育改革实验，而且这场实验获得了很大成功——即便这个试验的对象仅有李白一人，其历史意义似乎也并不因此而有丝毫降低。
（摘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插图：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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