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知识与智慧
作者：陈之藩
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在卢瑟福时代，曾经有过一位研究X射线的科学家——司诺。他又是小说家，写了很多小说，后来又变成专管科学文化的政府官吏。他有一阵很烦躁，说过“两种文化”这么一个名词。因此近三四十年来，常有人提起及引用这个名词——“两种文化”。
“两种文化”这个名词的诞生，可以说相当偶然。因为大物理学家卢瑟福、大数学家哈代，在二三十年代时，是名闻遐迩的人物。但他们在剑桥大学里常常觉得文学、哲学、艺术等系的教授群跟他们数学、物理教授群不太一样。好像这两群教授彼此瞧不起。卢瑟福曾自豪地说：现在是原子时代的潮流，而这个潮流就是我。他倒是可以这样睥睨当世、作此豪语的。因为他的每一个发现，每一篇论文都在改写历史，影响历史。他的实验室中原子分裂的声音在世界各个角落发出如雷的回荡，但他却不能使剑桥大学的文学、艺术、哲学教授对他报以青睐。司诺当时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一名助手，后来是基督学院的院士，看到这种现象，因而有感；他的感触是，也许文、艺、哲等等是一种文化，而科学是另一种文化罢！而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上的不同，有着不能相通的地方。
二
我们乍看起来，文、哲、艺术的知识与科学的知识，在中学里是不同名称的功课，在大学里是不同名称的院系，在社会上是不同名称的部门，但其为学术，其为知识，好像是相同的。
可是仔细一想，你就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为什么柏拉图我们拿起来就可以看，就一直在引用？为什么阿基米德我们只说他这个原理，再没有什么别的传下来了？为什么希腊的人文、制度、史诗至今为人所引证，而希腊的化学、物理则仅是一些名词，其余均不堪入目了？为什么莎士比亚的几乎每句话都被世人反复诵读，而中世纪的炼金术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了？为什么三千年前的庄子寓言至今还为人所乐道，而三十年前的化学元素只九十二种已落伍得一塌糊涂了？就是在一个普通家庭中，解释一首杜甫的诗，子女要请益于父母；而算一题新数学，父母要请教于子女？一言以蔽之，有些知识，好像是变得很少，是越老越值钱；有些知识却是变得很快，变得很多，是越新越可贵。我们于是慢慢感觉出来，真的，文、哲、艺术的性质，与科学的性质有所不同。如同站在泾渭交汇的地方，凝视这一半是清的泾水，凝视另一半却是浊的渭水，两水虽然流入一个河床中，却区分得如此鲜明，如此显著。
三
现代的文化学者，比如，哈佛大学的布瑞顿也爱把知识界一分为二：一种是累积性的知识；一种是非累积性的知识。
非累积性的知识，可以用文学的例子来说明。两千多年前，一位希腊文学家把一些观念提出来从而阐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两千多年后，我们所处理的差不多还是这些。在知识的领域里并没有增益多少。
累积性的知识则不同了，希腊科学家所谈的星座，所谈的物质的要素，所谈的原子，现在不会有人重视了。换句话说，如果阿里斯托芬，如果柏拉图，忽然降临二十世纪，给我们一个演讲，我们听来还是头头是道。可是希腊科学家，比如阿基米德，如果忽然降临二十世纪，他要补习许多物理上的功课，学习许多数学上的术语，才能与玻尔或爱因斯坦交谈。
或者我们用另一个方式说，一位中兴大学的学生，并不比希腊的一位科学家聪明，但他比希腊科学家有更多的物理知识。他自然在文、艺、哲学上比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人知道更多的事实，但在科学上，他不仅是知道更多的事实，而且他明了更多事实间的关系，也就是他知道更多的定律，更多的原理。
这种累积性的知识与非累积性的知识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区分绝对不是说科学好而有用，文、艺、哲学坏而无用，这只是说就累积而言，这两种知识是显然不同的。凡是有人说艺术劣于科学，或另一种人说科学劣于艺术，都是没有注意这种累积性的区分，而随便以自己习见的尺度来衡量别人的长短。
一个公平的文化学者，必须冷静地正视、辨认累积性与非累积性的知识，去追踪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去研讨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两种知识各有其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我们回顾过去三百年，可以说累积性的知识累积得很快，而过去三千年，非累积性知识累积得很慢，而快与慢，并不能以之为判断优劣的标准。
我们有此衡度在心，现在就可以检讨这两类知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了。对此一问题，已不是个人的好与恶、团体的取与舍的问题，而是关联到我们未来的生与死、存与亡。而这里所说的未来，即是眼前的未来，不久的未来。
四
现在大家公认，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中世纪的破坏，远不如科学所破坏的既剧且烈。牛顿的理论本来是物理界的事，但他的影响却是左右了三百年来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把来世上天国的人生观，一变而为今世在地上建天国的人生观。这个变化是空前巨大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来是生物界中的事，但他的影响却把进步的人生观牢固地深印于人们的心中。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来是心理学上的事，但他的学说如同颜料使一切衣裳都变了色；如同盐粒，使所有食物都变了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本来是物理界中的事，但他的流风所及竟至吹入了法律的基本思想。这些影响，我们不仅是在感受，而且是剧烈地在感受，一直地在感受。
我们再看一看非累积性的知识，我们如平心静气地检讨文学、艺术、哲学的历史，也会发现同样的剧烈震撼情况。
远的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影响欧洲文化两千年。什么是《伊利亚特》呢？是战争的故事，是英雄的礼赞，但那是艺术本身，影响并不大，并没有好多人对此事感兴趣。但由那故事中人们所引申的结论却是剧烈的。什么结论呢？即“战争是人类的常态，和平是短暂的休歇”。这种结论影响西欧文明三千年。可以说每个欧洲人，都流着这种思想的血！
再举一个例子，梭罗用二十几元在瓦尔登湖边盖了一个小房子，钓了两年鱼，种了两年豆，因不交税，坐过一天牢。但他的不合作，抵抗宣言与瓦尔登湖边的日记，影响所及是甘地使那么大个印度独立了。
最近美国大选出了一匹黑马——卡特，谁又知道影响卡特政府最大的书，竟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我们随便从不胜枚举之例子中，举出这几个好玩的例子来，主要的意思是在说明非累积性的知识，更有天翻地覆的影响。
五
但是，不论在科学中，或在艺术中，科学本身或艺术本身是一件事，从它们的本身中引起的联想，或引出的教训因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却是另外一件事。本身与教训之间是不大有坚强的连锁的，不大有共同的基础的。有时这些联想与教训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可是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却不能忽视，不容忽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前者是物理界的观察与事实，后者是所引出的教训，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很脆弱的。但你能说这句话没有影响中国几千年吗？庄子看到山中大木，因成材而被砍，看到家中小鸟，因不鸣而被杀，因而说出一套伦理，即做人之道在材与不材之间。这种观察与因之而生的教训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脆弱的。但你不能说它没有用，甚至可以说它太有用了。
索尔仁尼琴最近对甚嚣尘上的“善恶的相对性，法律的相对性”等观点之荒谬绝伦，大肆抨击，他是可以如此严厉地抨击的。因为这些法律界的相对论者是得之物理界的事实，在物理界中接近光速的范围内，在不同地点测同一速度时，是不相同的。但由物理界中这一现象搬到法律上来，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太脆弱了。可是这一事实，竟使索尔仁尼琴恨到切齿咬牙的程度。
不论由一个科学的事实上，或由于一首诗上，或由于一部小说上，甚至由于一童话上，引申出另一套教训来，都是可供参考，不可以供论证的。但人类的心灵却专爱在一件艺术品前与一个科学新发现前，引发教训。比如我们在问：《红楼梦》究竟是在说什么？毕加索究竟是在画什么？在文艺批评界，对这种问题与这种态度，叫做对艺术的糟蹋。同样，我们问相对论究竟给我们什么教训，进化论究竟给我们什么箴示？这类问题也是对科学的糟蹋，糟蹋纵然是糟蹋，但这种糟蹋，从未间断过。甚至在音乐、雕刻、分子构造中，人们偏要在里面找教训，找不相干的寓意。
六
所以说，知识本身是一回事，从中引发出教训是另外一回事。知识不论是累积性的或非累积性的，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累积性的知识不能剥夺非累积性的知识发言的权利，正如非累积性的知识不能剥夺累积性知识发言的权利。因为就学术本身而论，各人干各人的事，无资格批评对方，而就引申出教训而论，影响与本身间都是关联极脆，基础极薄的。
人类是很可怜的；人类的今天尤其可怜。十九世纪盲目乐观的梦破了；二十世纪初期天真进步的梦破了，天上的天堂变成地上的天堂的梦也破了，幸福计日可待、平等指日可期的梦也破了。大家在累积性与非累积性的知识中寻取灵感，吸取教训，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不以谨慎与诚实的态度，做小心仔细的验证与努力。
目前最可怕的，也是历史上空前可怕的，是以高喊的声音压下自己的空虚；明是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却偏作解人，横眉怒目要发挥“正义”的火气，剥夺了别人发言的权利，弄得大乱的天下更加紊乱，不堪的时代更加不堪。
（荐自中国教师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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