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文化人及其文化品格
作者：何西来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汉代，但涵意与今天不同，指政治教化，是相对于武功说的。至于文化人的称谓，则是晚近才有的，大约不会早于“五四”，因而很可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文化向大众的普及不无关系。
不过，文化人既然是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另一种叫法，则其所指，自是古已有之。应该说，自从有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便有了文化人的角色。仓颉造字，姬昌演《易》，周公旦制礼作乐，孔夫子有教无类，等等，扮演的都是这种角色。
称文化人，是一种尊重。文化人之所以受到尊重，首先是因为他们有比一般人高得多的文化，他们不仅拥有文化，而且传播文化。孔夫子被尊为“素王”，被颂为“万世师表”，正是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最早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第一位把向来由氏族贵族独占的文化推向平民的教育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里说他“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虽用了最响亮的语言进行评价，也不为过誉。据刘勰说，他动手写《文心雕龙》这本传世的理论杰作，也是因为三十岁时夜里做梦，梦见自己执着红漆的礼器，跟随孔夫子南行而获得的灵感。足见其尊崇之出于至诚。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英国文化名人培根的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文化人之价值，就在于他们通过知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因此人们总是对那些学识渊博的文化人报以由衷的赞美，恩格斯称文艺复兴时代博学的达·芬奇、丢勒、马基雅弗利、路德等为巨人；说傅立叶无疑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把歌德和黑格尔誉为他们各自领域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就是明证。在中国，博闻强记、学究天人、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等，也一向用来赞誉那些学问渊深的文化人。前些年，杂文家舒展著文称誉知识宏富的中国当代学术宗师钱钟书为“文化昆仑”，学界至今以为优评。
上个月以事造访漫画家方成，他出示一幅新作，是张中行的漫画造像：一位老人带着安祥平和的微笑，侧身稳步前行。只见他面孔清癯，精神矍铄，身着一袭拖地长袍，若袈裟然。肩扛一杆如椽巨笔，笔上挂着装得鼓鼓囊囊的大布袋，高可等身。方成很得意于他的这幅新作，兴奋地指着说：“我特意把他画成一个布袋和尚，你看，你看，这布袋多高，多大!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玩艺儿。”这虽说是一幅漫画，用了漫画特有的夸张手法，但细加忖度，却不能不承认，它确实传达出了中行老人独有的文化气韵和神髓。而在画家的笔墨之间，也流溢着真诚的赞赏之情。他赞赏的既是文化知识，更是一种文化人格。
文化人以其渊博宏富的学识，以及对文化的传播而为社会人群作出贡献，而受到尊重。然而，中国人历来更为看重的却是文化人的气节和操守。所谓“道德文章”，道德是摆在第一位的。谈艺者讲人品和文品，人品和画品，人品和书品，也都从来以人品为尚。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但他更以自己的“秉德无私”相期许，司马迁说他可以与日月争光，也主要着眼于他的节操。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最伟大的代表，为几代中国人所景仰，固然离不开他的业绩，但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他的伟大人格，伟大精神。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早已成为有血性的现代中国人立身行事的箴言。
文化人学问再大，而为人卑污，大节有亏，则不仅当时会恶名流布，被人睥睨视之，就是后世也不免为正直者所不齿。扬雄褒美王莽，潘岳谄事贾谧，钱谦益屈身新朝，周作人投靠日伪，都因为亏了大节而落下千古骂名。他们的学问都不小，但却可惜了满肚子的学问。正是他们，玷污了文化人的清名。
这类角色，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否则“文人无行”这个词，该派不上用场了。记得大概在八十年代中，邵燕祥曾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有感于培根的伟大和卑鄙》，就是针对了某些大“文人”的“无行”而发的，很值得一读。我以为，谈文化人及其文化品格，是不可不留意于此的。
（选自何西来著《艺文六品》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版插图：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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