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教改三十年：只是当时已惘然
作者：熊丙奇
年大学毕业生剧增，扩招建议开始被质疑。
汤敏先生至今仍然坚信扩招的建议没有错，只是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以个人身份向中共中央寄的一封信中，他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项目，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有能力消化扩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5条理由中，真正与教育相关(教育条件、教育承受能力)的理由，只有第四条，其他的，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理由。而这第四条，“当时高校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有能力消化扩招”，仍然值得商榷。
每个研究者都有建议的权利，问题在于对研究者的建议，政府该采取怎样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以符合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令汤敏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建议有一部分很快得到采纳，而且推进速度更快一汤先生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而有些部分却没有得到采纳和及时推行，比如，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以及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
在官方看来，正是扩招，为中国教育过去10年书写成绩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经过10年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达到24％，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实现了全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光辉业绩。
扩招无疑使得更多的人才有了“大学生身份”。回顾从恢复高考的1977年，到1998年。这21年时间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平均每年招生规模递增数为4万名左右。照这个招生规模计算，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为150万左右，如果按照1998年的递增规模8万人计算，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为190万左右——但是，当“大学生身份”需要自己付出高昂的学费，而且，即便有了大学生身份，却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时，不由让大学生对自己读大学是否值得产生怀疑。200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后悔读大学的学生占到所有被调查学生的30％。
同样的问题，已经逐渐上移到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数据显示，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为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可是对应这样的博士培养规模，我国培养的博士有相当比例并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接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而是到了一些其他学术要求并不高的岗位，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招生、培养、就业，在教育中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有怎样的培养能力就招收多少学生，根据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学校的培养定位与具体结构与数量，这是办学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可是，为了数字规模，或者为了诸多非教育目的，很多高校置规律于不顾，把高等教育演绎为“身份教育”。
教育市场机制与产业化
我们已经听到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出现过产业化问题——事实上，一些地方教育产业化曾经推进得轰轰烈烈。而教育部的坚决表态，传递的信息是“教育产业化破产”。
按照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受教育者分摊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是应该的。但这涉及高等教育成本本身为多少以及受教育者应该分摊多少的问题。如果不核算清楚高等教育成本，不顾受教育者实际支付能力而让受教育者承担过高的成本，必然使教育成为负担，学费成为求学的拦路虎。资料显示，我国大学学费标准，占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80％，占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更令人困惑的是，收了高额学费，高等教育的质量却没有“按市场规律”得到相应提高。
在过去10年中，教育产业化这个词出现的场合，一般与扩招、学费、贷款、民办教育、校办产业相关。简言之，在现实的办学过程中，“产业化”的高校把教育办成一个赚钱的产业，只顾规模，不顾质量，只管收钱，不管受教育者是否有支付能力。
扩招规模过大，被认为是产业化之祸，因为有的学校靠招生来维持生存，于是尽可能多招学生；学费过高，被认为是产业化之祸，因为做大教育产业，在国家投入缺少、社会资金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逻辑会让办学者想方设法让受教育者掏钱；高校高达2000亿元的贷款，也被认为是产业化之祸，在做大学校规模的指导思想下，高校盲目扩张导致债台高筑；而民办教育出现的各种问题，更被认为是产业化所误导——想赚钱而投身教育，本就有违教育的公益属性……
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分析教育其实有产业的属性，但由于高学费、低质量、大学高额负债、学校校产企业频频爆发资金丑闻……致使“产业化”成为过街老鼠。受到牵连的，有教育“市场化”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是，应该在教育发展中打破教育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促使教育健康发展。
总体来说，我国教育当前出现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因此很难按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来办学、治学。由于没有竞争机制，学校很少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所以可以不顾及办学的质量，没有了教育家精神，失去办学的尊严。?在高等教育领域，对受教育者来说，招生时没有充分的选择权，集中分批次录取，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学校靠制度减少了彼此的竞争；培养时受教育者也没有选择权，学校间没有通畅的转学制度，学生很难从一学校转到另一学校。对于学校领导来说，由于任命权、评价权、考核权在上级管理部门手中，因此，往往办学对上负责多，对教育本身负责少。对于学校教师来说，由于几乎没有资源配置权力，无论是招生、培养、学科发展，都少有发言权，因此，遵照行政命令多，自主开展教学与学术研究者少。
由于没有市场来促使学校竞争，没有危机意识和质量意识，这反过来给政府实施对学校的行政性评估提供了“理由”。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各类由政府主导的评估直接介入高校办学。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行政性评估劳民伤财，但是，人们同样担忧，如果没有这些评估，大学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可能更不乐观。
治理教授与教授治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有句流行语，叫“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到这个世纪初期，已经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