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在心灵最微妙的地方
作者:刘 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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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底总藏着三个小故事,每次想起,都一惊。因为我原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客观,直到经历这些故事之后,才发觉许多事,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方能了解。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种感觉,很难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
当我在圣若望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家里已经有个蒙古症的弟弟,但是当他太太怀孕之后,居然没做羊水穿刺,又生下个“蒙古儿”。消息传出,大家都说他笨,明知蒙古症有遗传的可能,还那么大意。我也曾在文章里写到这件事,讽刺他的愚蠢。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其实我太太去做了穿刺,也化验出了蒙古症,我们决定堕胎。但是就在约好堕胎的那天上午,我母亲带我弟弟一起来看我们。我那蒙古症的弟弟,以为我太太得了什么重病,先拉着我太太的手,一直说保重!保重!又过来,扑在我身上,把我紧紧抱住,说,哥哥,上帝会保佑你们。他们走后,我跟太太默默地坐了好久。不错!我是曾经怨父母为什么生个蒙古儿,多花好多时间在他身上。但是,我也发觉,他毕竟是我的弟弟,他那么爱我,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我和我太太想,如果肚子里的是个像我弟弟那么真实的孩子,我们能因为他比较笨,就把他杀掉吗?他也是个生命、他也是上帝的赐予啊!所以,我们打电话给医生,说我们不去了……”
二十多年前,我当电视记者的时候,有一次要去韩国采访亚洲影展。当时出国的手续很难办,不但要各种证件,而且得请公司的人事和安全单位出函。我好不容易备妥了各项文件,送去给电影协会代办的一位先生。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电话,说我少了一份东西。
“我刚才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您啦!”我说。
“没有!我没看到!”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立刻冲去了西门町的影协办公室,当面告诉他,我刚才确实细细点过,再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他。
他举起我的信封,抖了抖,说:“没有!”
“我以人格担保,我装了!”我大声说。
“我也以人格担保,我没收到!”他也大声吼回来。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么地方!”我吼得更大声。
“我早找了,我没那么糊涂,你一定没给我。”他也吼得更响。眼看采访在即,我气呼呼地赶回公司,又去一关一关“求爷爷、告奶奶”地办那份文件。就在办的时候,突然接到影协“那个人”的电话。
“对不起!刘先生,是我不对,不小心夹在别人的文件里了,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我怔住了。忘记是怎么挂上那个电话的。我今天虽然已忘记了那个人的长相。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了他那个人。明明是他错,我却觉得他很伟大,他明明可以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把发现的东西灭迹。但是,他没这么做,他来认错。我佩服他,觉得他是一位勇者。
许多年前,我应美国水墨画协会的邀请,担任当年国际水墨画展的全权主审。所谓“全权主审”,是整个画展只由我一个人评审,入选不入选,得奖不得奖,全凭我一句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主审,一方面是避免许多评审“品味”相左,最后反而是“中间地带”的作品得奖。不如每届展览请一位不同风格的主审,使各种风格的作品,总有获得青睐的机会。那天评审,我准备了一些小贴纸,先为自己“属意”的作品贴上,再斟酌着删除。
评审完毕,主办单位请我吃饭,再由原来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晚上,她一边开车,一面笑着问:“对不起!刘教授,不知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那幅有红色岩石和一群小鸟的画,您先贴了标签,后来又拿掉了呢?”
“那张画确实不错,只是我觉得笔触硬了一点,名额有限,只好……”我说,又笑笑,“你认识这位画家吗?”
“认识!”她说,“是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是水墨画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从头到尾跟着我,她只要事先给我一点点暗示,说那是她的画,我即使再客观,都可能受到影响,起码,最后落选的不会是她。一直到今天,十年了,我都忘不了她。虽然我一点都没错,却觉得欠了她。
三个故事说完了。从世俗的角度看,那教授是笨蛋、那影协的先生是混蛋、那水墨画协会的女士是蠢蛋。但是,在我心中,他们都是最真实的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不见得是英雄、伟人,而是这种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可以不忠于世俗,却无负于自己良心的人。每次在我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之前,都会想到这三个故事,他们教了我许多,他们教我用“眼”看,也用“心”看。当我看到心灵最微妙的地方时,常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文/张志强摘自《大众阅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