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战俘手镯
作者：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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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5岁的儿子福里斯特正在首饰盒里翻找东西，我是想找出一些旧首饰拿去慈善店捐赠。而福里斯特则想找“早先妈妈藏下的宝贝”。
“这是什么？”他举着一只银手镯问我。
“那是我的战俘手镯，”我说，“我小时候，人人都戴着这样的东西。”
我的手指划过刻在上面的字母：拜伦·弗拉上尉，67.7.14。记忆的闸门打开了，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承诺。在过去的年月里，我曾经对着这几个字祈祷过多少次？我幼小的心里曾经怎样地企盼着：什么时候，拜伦·弗拉上尉会早日返回家园？
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那一年我十岁。一天下午，妈妈下班回来，从手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我给你一样东西，”她解释说，“里边有一个战俘纪念手镯，在每一个这样的手镯上面都刻着一个在越南战场上被俘的我们的战士的名字。人们戴着它们，一直到这些战士被释放，平安地从越南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是我第一次从战俘纪念手镯上读到拜伦·弗拉上尉的名字。那一天，我就暗暗发誓，我一定每天戴着它，直到我的弗拉上尉平安地从越南归来的那一天才取下。
当时才十岁的我对战争知道多少？我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大人们的议论和电视节目。我一个小姑娘对战争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弗拉上尉应该早日被释放，早日回到他自己的家。
我到哪里都戴着我的战俘纪念手镯。我甚至在洗澡和睡觉时都没有取下过它。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我的上尉在越南被俘的日期，计算着他在越南被关押的日子，我每天晚上向上帝祈祷：“请千万保佑他平安归来。”
我的一些朋友相互交换了手镯，而我没学他们的样，因为我认为弗拉上尉已经成了我的一份个人责任。在我的脑海里，我早已勾画出了弗拉上尉的形象：他高高的、瘦瘦的，长着一头卷发。
1973年2月，尼克松总统宣布，所有在越南战场上被俘的美军人员都将被释放回家。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激动万分。我们五年级的学生在一起观看了满载着被释放的美方人员的飞机在美国的机场上着陆的电视新闻，看见了他们和家人抱头痛哭的感人场面。但是，尽管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了一遍又一遍，我还是没有听到期望的这一句：“拜伦·弗拉上尉，被释放归来。”第二天，我找遍了报纸的各个角落，在所有的名单上都查找过了，也没有发现我的弗拉上尉的名字。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千方百计地留意着有关越战被俘人员的点点滴滴的信息，直到这些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从报纸上消失。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取下了手腕上的战俘手镯。最后，我也不得不取下了我的手镯，若有所失地、悲伤地将它收藏在我的首饰盒里。拜伦·弗拉上尉，你在哪里？
现在，在过去了25年之后，儿子一听完这个故事，立即叫了起来：“妈妈，我们要去找到他！”
“可是，儿子，我连从哪里着手都不知道，”我说，“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他被俘的时间。”
“我们不能试一试吗？妈妈，让我们试试！”福里斯特急切地要求着。
“那好，我们就试试。”我说。
我开始给驻当地的部队办公室打电话：陆军的，空军的，海军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些部门都说，没有这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也没有他的社会保险号，没法查找，不可能找到他。
“到越战纪念碑上的名单里找找怎么样？”丈夫建议说。希望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那里。刻在上面的名字，都是在越南战场上遇难的美军人员，而我想找的弗拉上尉，是活生生的、生活得很好的，由上帝保佑着的，被我的祈祷祝福着的。
几番周折，我与一位华盛顿特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可以找到一份越战纪念碑上的名单，”他说，“同时我再想想办法。我有一位朋友在退伍军人管理部门工作，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办才可能找到弗拉上尉。”
五分钟不到，电话铃响了，“福特夫人？”这是那位华盛顿特区图书馆管理员打来的。“你记得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在退伍军人管理部门工作的朋友吗？”他说，“我打听到他和弗拉上尉当年在越南的监狱里同住一室，他给了我弗拉上尉在美国的电话号码。”
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么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真的吗？
我手里握着电话号码，却再次犹豫不定。那特殊的时期过去了那么久，这一切会不会变得毫无意义？
后来，我还是鼓起勇气，拿起了电话。我接通了弗拉上尉的家，结结巴巴地做了自我介绍。我讲了给他打电话的原因，讲了我曾是怎样地挂念着他。他一开口说话，我立即感到放松起来。他和我谈到了战争，他被俘的过程和他在部队的生活。我们还谈到了我们各自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兴趣爱好。
我得知我想念已久的弗拉上尉后来成为了一名海军少将，他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当我们的通话要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就是想要您知道，我那时为您做了许多次的祈祷，每天每天。”
“我知道，丽萨，”他说，“我感觉到了，我知道曾经有许多人为我祈祷。我真的感谢你。”
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当年所承担的那份责任，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终于等到了结果，而且是多么好、多么令人欣慰的结果呀！
（文/邱志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