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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铂出家看一代神童命运

作者: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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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日上午,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和谢彦波。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2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1978 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宁铂、谢彦波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少年班同学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起宁铂三次报考研究生但中途放弃。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又因与其导师,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关系不睦,而被迫中途结束留学生涯。
  回国后,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2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和谢彦波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本文有删减)
  (周玉竹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