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守在命运的大门口
作者：朱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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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北京国际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既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
下了车，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也没人接。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看着计价器一个劲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坐公车辗转又来到了中央电视台。
于是，我又开始不厌其烦地拨打高立民的电话和等候。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
然而，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
“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样，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但是一走进燕京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我立刻后悔了。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标准间二百六，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
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
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好像是专门负责接人的，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
“我不能随便接人。”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
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站在寒风中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
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惟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看到的惟一的“熟人”。
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
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两人在一种基本上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同事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假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惟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
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临走的时候高立民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因为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周晓更摘图/廖新生）